1943年7月1日，吴觉农先生任主编的《茶业研究》月刊正式创刊，编辑兼发行者是：财政部茶叶研究所及贸易委员会外销物资增产推销委员会。《茶业研究》月刊的办刊宗旨是：“本所以学术研究有赖文化之发扬与促进者，相关殊为密切，惟关于茶叶刊物，专作学术问题之研讨者，求之国内，尚未之见，为开展茶叶问题之广泛，讨论并报道研究工作之过程与结果，以为茶叶改进之张本计，爰有《茶业研究》之编印。”《茶业研究》月刊为十六开本，每期三十二面，约可容纳三万二千余字；每期印刷发行五百份，除分赠各有关机关交换资料外，还拟定了相应的订阅办法；零售定价是按照印刷工料费核定的。用编者的话来说；“主要是收回一些成本。”如是，编者还在刊物上登出了有关《茶业研究》订阅和零售的启事，“一是本期零售国币一百元。二是预定须收国币二百元，款到后即出收据，每期出版后首先寄上，于款尽时结算通知，再收定款。本刊预定户九折优待，邮费免收，挂号另加。”可见，《茶业研究》还是很重视刊物的订阅及零售事项的。《茶业研究》的编辑、发行以及茶叶研究所的地址，都是在福建崇安赤石的企山茶场。所以还特别注明，印刷者为东南合作印刷厂，厂址亦在崇安赤石。说到这个东南合作印刷厂，编者说：当时大家对油印的《武夷通讯》不甚满意，尽管有过很大的努力，却无法去尽一切的缺点——如篇幅太少，容纳不了长篇大论的文字；如纸张单薄，印刷不明(晰)，无永久性等。……正当大家对个刊物抱着厌倦态度的时候，东南合作印刷厂在吴（觉农）所长和全供处东南分处，陈伸明先生的奔走中成立了”。

茶叶研究所迁移到闽北武夷山时，虽然设备是因陋就简，但人才却是网罗尽致，汇集了一大批茶叶专家和专业工作者，他们在进行繁忙的茶叶科学研究和辛劳的实验工作同时，也是积极认真地撰写科学报告、茶事调查、茶学研究文章以及译述资料等等；如王泽农先生就在《茶业研究》发表了“灼烧法制造咖啡碱”、“整理武夷茶区计划书”、“武夷茶岩土壤”等；吕允福先生发表了“珠茶机械制造法”等文章。在《茶业研究》的《论著》栏目里，吴觉农，陈舜年先生发表了“战时茶叶统制政策的检讨”，“研究与报导”等；陈为桢先生发表了“各种茶菁制造红茶比轻试验”，吕增耕发表了“水仙树型剪定试验初步报告”等论文。在《茶业研究》的《研究与报导》栏目里，刊发了茶叶研究所和中国茶叶公司合作试验的成果《1943年红茶分级试验报告书》；还刊发了吕允福先生的“珠茶机械制造法研究”、刘河洲先生的“平水茶初制方法之改进剂商榷”、廖存仁先生的“闽茶种类及其特征”、陈观沦先生的“红茶碎切制造的研究”以及王泽农先生的“武夷茶岩土壤”等茶学研究文章。另外，在《专载》栏目里有蒋辑先生的“论华茶销美”，在《译述》栏目里有良钧先生的“土壤与茶叶品质之关系”等文章。

为了使《茶业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内容更加丰富；编者还是期望有更多更好的稿件；于是有了《茶业研究》的征稿简则：“本刊以研究茶业技术，茶业经济及其他一般当前茶业问题为宗旨，凡茶业论著，实验报告，国外茶情及调查统计资料，均所欢迎。来稿不拘文体，惟须缮写清楚，并加标点符号，如有插图，请用墨绘；译文请附寄原稿。除专稿外，来搞以五千字为限。来稿编者有删改权，不愿删改者请先声明。来稿刊载与否，概不退稿，惟经投稿人预先声明并附足回件邮资者，不在此限。来稿一经登载，酌奉薄酬，每面稿费约自壹佰元至贰佰元，并赠阅本刊。来稿请寄福建崇安赤石茶叶研究所编审委员会收。”通过这个“征稿简则”可以看，《茶业研究》的处境在当时是非常艰难的，尤其是在抗战时期的福建崇安，不仅是生活艰苦，环境恶劣，而且是经费短缺。尤其是到了1944年的时候；“这一年间的物料工价，波动剧烈，给予我们公、私生活的打击，大家都是亲身感受到的。”而《茶业研究》“出到这一期，正满一年，以后即拟改为不定期了……。”因为“印刷费用的赤字无法弥补，以及今年印刷费用的预算为数甚少；要在物价狂潮不断上涨的今日，继续出版，实在难于支撑了。但几经商讨，一则以目下国内茶叶研究的专科，实在太少了，二则以本刊出版以来，屡获多数读者的热诚鼓励，送函寄以厚意；所以我们决定尽力之所及，于万分困难之中，勉力维持，继续出版，区区之意，深望读者谅誉并希继续予以指示与鼓励，我们一定将感到无限的欣幸。”正如编者所言，当时的中国，茶叶研究的刊物几乎已经没有了；早期上海的《茶报》、安徽的《茶声》、《安徽茶讯》、浙江的《茶人通讯》以及香港富华公司的《茶讯》和《茶业界》等等，都因为各种原因而停刊了……

1944年3月，编者将《茶业研究》第二卷的一、二、三期编辑为合刊；编者说主要原因是为了节约经费与纸张，也是为了编辑手续上的便利；当然，实际原因还是因为经费严重短缺等困难；所以，编者“不得不把原定计划略为变更。幸读者谅之。”编者还在“卷头语”中再次抱歉说：“第一卷以后的本刊，直到今日得与读者相见，屈指光阴，延期半年多了。这对读者真是说不出的抱歉……。”虽然《茶业研究》的出版时间、出刊办法等都有所变更或改动，但是，编者却仍然是在努力地工作着；他们“于论著资料，仍当继续编辑。”因为他们“深信研究工作需要长时间的不断努力，需要同志间互相协助，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更是必要的。因此，我们竭诚盼望惠稿诸君仍能源源赐寄大稿与资料，敬当先为什袭珍藏，一有机会，泱予付梓，公之于世。

过了冬天，便是春天，我们的“春天”，已在不远。我们依然抱着无限的乐观，愿秉着我们所有的勇气，来客服艰难，来迎接胜利。本刊的再将恢复定期刊，我们是会早日实现的，敢先以此寄语读者诸君。”编者还说：“本刊荷承读者诸君踊跃订阅，拜赐实多，稿费方面又承惠稿诸君不受薄酬，得助非甚少。然到了现在，以纸张印刷费，用之不断上涨，使我们无法再进行继续顶起发行。因此，本刊的方针，也就不得不暂行变更，惟有经费允许的条件下，随时刊发，竭荷读者诸君爱护的厚意。”同时，编者在刊物上登出了“敬告订阅本刊诸君”的启事；启事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说；“一、本刊自二卷七期起改为不定期刊，不再预定。二、本刊定户，除邮路梗阻之地点外，均已照订单配寄。三、目前邮路梗阻各地定户，所有订阅之本刊，待邮路畅通，即当补寄。四、本刊第一卷合订本已出版，原价三十元，兹以印费实属高昂，改为七十元。

【摘自2018年第3期《吃茶去》杂志；作者：郑毅（安徽黄山），系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茶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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