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分公司原来都属于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返聘来很多茶叶人才也与旧中国茶叶公司有关，但中茶司与旧中国茶叶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继承关系。

为此，中茶司取缔了旧中茶的盾牌商标，并就新的替代商标公开征求意见，在第4版《人民日报》上发表启事：“茲徵求商標一種...最多二套色...限四月底前寄北京東四禮土胡同本公司...”

八中茶商标的注册与使用

1950年5月10日，省茶司制定出建国后首批“业务计划概算书”，包含藏销紧茶五千担、川销沱茶三千担、饼茶两百担等，并强调”沱茶及紧饼茶应以下关厂制造为主，总公司为副“。

而在1950年人民政府接管茶叶生产后，到1951年末，新商标都尚未投入使用，国营下关茶厂就主要使用“复兴”牌商标生产沱茶。

1951年10月23日，中茶司初步完成了商标的征集和修订，并通过云茶[51]字第1639号文，向最先开展生产工作的国营下关茶厂和顺宁茶厂下达通知：

接总公司9月21日茶业[51]字第1199号通知，以我公司统一商标图式业已印就，并正向商标处申请注册中，兹先检发图式分发所属各单位使用...上项商标图样已交由李格风代转，希遵照。

文末提到的李格风同志，是当时部队派驻到下关茶厂的军代表，他从中茶云南公司带回来的，则是迄今为止，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八中茶商标图。

误打误撞生产出的大红印

1952年7月，中茶司正式启用新设计的“中茶牌商标“，以全面取代原先的盾牌商标和其他商标，其造型为八个红色的中字，围绕着一个绿色的茶字。

“八中”商标最早使用在哪款茶品上，目前业内尚有争论，一说是大红印，一说是下关茶厂生产的复兴牌沱茶内飞及红印沱茶上。

（注：无论是“大红印”，还是“红印沱茶”，亦或是这一时期所有的“印级茶”，这些名称都是后人为方便记忆而起的，当年并没有这样的叫法。）

至于这一说法是否正确，我们可以从亲历者李格风同志晚年所著的大理地区（尤其是下关茶厂）《真假云南沱茶考》一文寻觅线索：

1955年7月25日，云生[551]字第661号《为检寄中国茶业公司正商标图案由》通知中，提到各下属茶厂存在”商标随意绘制、使用不规范“等问题。

“查我属各厂在过去所用的中茶商标有随意绘制，未按图案规格，说明我们对正商标的使用在思想上不够明确，应将改正等情通知你处，将现用商标进行检查核对....”

省茶司这里所说的印刷不规范，一是指下关茶厂最早使用“八中”商标时，曾错误地多印两支半环绕的麦穗，出现过极为罕见的麦穗中茶标。

二指云茶司曾错印过的一批红“茶”红“中”的“中茶”包装绵纸，中茶司代表祁曾培发现后，认为虽与红绿两色的标准版本不一，但销毁会造成更大的浪费，遂批准使用。

前排右三位为祁曾培同志

而当年的这次不规范使用，反而造就了被后世奉为经典的大红印，这种不巧不成书，之后还会出现在八八青，白菜孔雀等诸多明星茶品上，我们有机会再提。

而下关茶厂也曾在一五计划期间，生产过一批全红的八中商标沱茶，1955年通知下达后，这批“红印沱茶”不再外销，但为避免浪费，仍然允许在内销渠道将这些绵纸用完。

（注：历史上曾生产过红印沱茶与大红印，并不代表所有大红印都是这一时期生产的正品；假大红印等茶品的横行，亦无法证伪这段生产历史，需辩证看待。）

省茶司的创立与获权

1956年底，为期三年的“三大改造”运动完成，国内所有的茶叶生产，都被纳入统一收购，计划分配的统购统销体制，诸如以上的错误用法也不再出现，普洱茶生产更加规范。

当时茶产业上的各环节都由不同的国家部门分管，其中农业部主管茶叶种植，轻工部管辖茶厂生产，商业部统管销售，茶叶收购则由供销社负责。

而下达到各省份时，这么分管显然不合适，于是各省的茶叶生产就被一个公司统管茶叶的收购、加工及内销业务，归口贸易系统，体制属中央地方双重领导。

而当时主管云南省茶叶生产的，就是中国茶业公司云南省公司，后来历经多次改革后，就是我们熟悉的省茶司，即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

在这一时期，云南只有勐海茶厂、昆明茶厂、下关茶厂、临沧茶厂等部分国营茶厂，能以省茶司每年下达的指标生产普洱茶，即“以销定产”，生产相对僵化。

在这一时期，云南并没有取得茶叶自主出口权，普洱茶的外销产销格局，几乎由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和港商把控，省茶司并没有多少话语权。

在这一时期，云南普洱茶在外销市场上需要与香港产普洱茶，“重庆沱茶”，“广元贡饼”，甚至是泰国普洱茶相竞争，并没有展现出云南茶叶的品质与优势。

直到1973年，云南终于争取到了普洱茶的自主经营权，此后出口最多的云南普洱熟茶，风靡香港的7542，8582等青饼，火爆欧洲的销法沱等才得以出现。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当时全权管理云南普洱茶的实权部门——省茶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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