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普洱茶销日战”专题，我们就来聊聊这段被尘封的历史。

云南普洱茶进入日本的契机

20世纪70年代以前，云南的普洱茶产量有限，也没有茶叶自营出口权，而主要出口“普洱茶”（注：当时的普洱茶仅指发酵工艺，并不限制地区用料）的是广东省茶司，为满足广大市场需求，广茶司除使用本地绿茶外，也会进口越南北部的部分茶青，一并发酵出口，香港市场则称这种茶为“广东陈茶”。

20世纪70年代初期，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越关系逐渐紧张，中央不再鼓励收购越南茶叶，转而让云南组织生产更多茶叶，填补香港等外销市场的空缺，同时也将茶叶自主经营权由中央下放到了地方省。

1972年6月，为适应新的变化，中国粮油食品茶叶进出口公司云南分公司，与云南省贸易公司中国土产进出口公司正式合并，成立“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云南茶叶分公司”（以下简称云茶司）。

云茶司背靠的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名为公司，实则是负责中国土、畜、茶三大类商品统销的国家级巨头，其中土畜类产品的范围更广，业务量也大得多，因此名称中“土产和畜产”都排在前面，而茶叶只是出口额占比很小的一个品类，公司里只设了一个茶叶处，但对于当时的云茶司来说，这次放权，无疑使云南茶业挣脱了20多年的束缚。

此时，由于上面依然把持着最重要的滇红出口，云茶司在进行市场调研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开辟新的品类，派下属茶厂的技术人员到广东学习普洱茶洒水发酵技术，进而自主实验，研发出了能够快速发酵，满足香港市场需求的“云南人工发酵普洱茶”，也即后来所称的普洱熟茶。

日本方面，以前云南茶数量少，没有话语权，而广东陈茶虽然也是发酵茶，还打着普洱茶的名号销售，但使用的原料不同，成品的口感和功效都大相径庭，因此日本虽然很早就开始从广东口岸进口发酵茶，但数量很小，销售对象也主要是华裔，真正打开日本发酵茶市场的大门，其实是普洱熟茶，或者说，是云南大叶种晒青茶发酵后形成的特殊药理作用。

1976年左右，普洱熟茶投入生产没两年，就在香港市场引起了一定反响，很多港人都在盛传多喝普洱（熟）茶能消肥减瘦，降血脂血糖，抑制脂肪肝和改善便秘，颇有商业头脑的香港利丰公司林芝铭女士听到这些传闻后，将大袋的散装熟茶进行简单挑拣，并做成名为“美的青春茶”的小包装茶叶后试销日本，开启了这段普洱茶销日史。

出道即巅峰的云南普洱茶

一开始，云南普洱茶还只是在福冈等华人较多的地区销售，很快，商业嗅觉敏锐的日本茶商和进口商就发现了这些茶叶的功效，开始以“中国古代传来的神秘茶叶”为噱头大肆宣传，后来还利用媒体打广告，称”上好的云南普洱茶需要发酵三年以上，短期内产量难以提高，买到就是赚到“，引起了本土市场的广泛注意。

此时的日本，早已不是二战后那个满目疮痍，一穷二白的国家，而是在机械装备制造、汽车产业和娱乐电子业等工业领域都占据统治地位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人在生活富裕的同时，也面临着肥胖、高血脂等富贵病的困扰，因而有着减肥、降血脂等特殊保健功效的普洱熟茶一经引入日本，就迅速引爆了这里的市场。

由于政策环境等原因，当时日商无法直接到云南订货买卖，而是需要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上与云茶司签约订单，但依然无法抵挡市场的热情，从1978年开始，每届广交会上的普洱茶定额几乎都被日本商社一抢而空，当年比较出名的日本普洱茶经营公司有丸成商事、神户东荣、横滨日中贸易、新光贸易等，总量上有二十多家，对于刚刚起步的云南普洱熟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励。

不过，负责此事的云茶司却是喜忧参半，喜的当然是市场的盛况，但当时生产能力有限，每年只能供给两三百吨数量的产量，剩下的这些份额，只能拱手让给广东、贵州、四川、湖南等其他省份的茶叶公司。

据日本大藏省（主管日本财政、金融、税收的实权部门，相当于我国的财政部+国税总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1980年5月末，中国发酵茶的进口数量已经达到了1260吨，仅不到半年，就已经超过了1979年的940吨，预计1980年全年进口量将达到2000吨的规模。

这其中，来自云南的普洱熟茶只占很少一部分，其余的都是被冠以“窈窕茶”、“瘦身茶”、“减肥茶”、“蜂腰茶”等名号，实则为小叶种烘青和炒青茶叶渥堆发酵后的过期绿茶产物，品类之间良莠不齐，价格差距悬殊，这就为日本普洱茶市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

日本本土茶叶发展情况

另一方面，日本的茶叶经营者（以下简称日茶方）也对中国发酵茶大量进口，挤占市场一事虎视眈眈，日本茶向来都是蒸青绿茶的天下，本土每年生产的蒸青绿茶可达十万吨，绝大部分都流入内销市场，整个产业异常团结，还有着伊滕忠株式会社这样有巨大号召力的“武林盟主”。

顺带一提，日本的蒸青茶其实也是从中国学来的，公元805年（唐顺宗永贞元年），相传日本僧人最澄从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学成归国时，不仅带回了大量佛经，也将从中国带回的茶籽种在了老家滋贺县（时称近江）国台山麓，是日本茶种植史的起点。

而日本公认的茶祖是荣西禅师，公元1191年（南宋绍熙二年），荣西禅师将从中国带回的茶籽种于背振山一代（今福冈县境内），还送予拇尾高山寺的明惠上人部分茶籽，使其种植出被称为日本“本茶”的“拇尾茶”。

此外，荣西也从《茶经》和中国种茶、制茶、品茶等知识中吸取精华，撰写了日本第一部茶业专著《吃茶养生记》，数百年的影响下，不发酵的绿茶，也就成为了日本茶道中的正统，成为了日茶方不允许其他外国绿茶进入的自留地。

绿茶与发酵茶的不同境遇

此前，中国绿茶在日本市场的销售不畅，也是受到了日本茶商的阻扰，20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以下简称中茶方）派出考察小组到日本学习蒸青茶的生产和加工技术，其中组员刘典秋（后担任福建茶叶进出口公司经理）和吴雪根，还成功在日本茶农经营的蒸青茶初制厂实习制茶技术，归国之后，小组提交的《日本蒸青茶生产加工技术考察报告》，引起了领导层的高度重视，中茶方决定引进相关产品线，在日本试销蒸青茶。

次年春，7吨福建蒸青绿茶通过货机空运直达日本，抢先上市，一销而空，每吨售价人民币18000元，除去高昂的运费外，每吨还比一般贸易方式多赚6000元，这件事在当年还受到了外贸部的通报表扬，中茶方都铆足了劲，准备在日本市场大干一场。

然而，日茶方很快就开始了制裁，先是中茶方高薪聘请来的日本专家无故出走，造成茶叶品质下滑，后是日本农林省从中作梗，暗中鼓动日本茶农以“被夺走了饭碗”的名义在市场闹事，本土绿茶也打起了价格战，多次造成中茶方绿茶滞销积压。

一开始，中茶方还以为事情可以谈，在1974年——1976年期间多次召开蒸青茶座谈会，分析问题，思考对策，后来在浙江金华蒋堂农场开会时，发现这条线已经亏损巨大，日茶方还是铁板一块，扭转无望下，只好放弃这一市场，并在报告中反思到：

“搞蒸青茶，是在用我们的弱项去碰日本的强项，日本不会搞发酵茶，我们的发酵茶又有优势，今后要将日本市场的重点放在发酵茶上，扩大生产，多宣传介绍推销，这样也避免了和日本蒸青茶的正面冲突。”

而云南普洱熟茶在日本的爆火，正映照了此前中茶方的经验总结，看似固若金汤的日本蒸青茶阵线，在遇到口感迥异，益处多多的发酵茶后，终于败下阵来，而不愿就此罢休的日茶方，在研究过这些中国发酵茶后，认为在渥堆发酵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微生物是个破局点，于是开始大肆利用媒体攻击“普洱茶中含有大量霉菌，饮之会生病致癌。”

对于日本消费者来说，发酵茶是个新鲜事物，质疑霉菌的社会舆论一出，很多人就此不敢再购买普洱茶，一时间普洱茶市场大乱，销售近乎瘫痪，与中茶方签下大量订单的一众日本经营普洱茶商社（以下简称日本进口商）也纷纷上诉中茶司驻日本代表处，但驻日处里只有福建来的同志，而没有熟悉普洱茶的云茶司同志，根本无法解答这些问题，于是中茶方的马克谨同志（后担任中茶司副总经理）便提出，可以直接让商家到北京反映。

日方欣然同意，并推举出丸成商事株式会社的洪维成先生，作为日本进口商的代表，同时恳请中茶方派出代表团调查情况，解答普洱茶相关问题，扭转市场乱象，由此，一场对普洱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中日大论辩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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