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中茶问世,四大茶厂登场,共启现代化云南茶叶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国茶文化网

在17世纪,我国茶叶的出口规模首次超越丝绸和陶瓷,之后一度占到了总出口额的九成,这些茶叶大量流入酷爱茶叶的英国,对中贸易入超。

殖民掠夺发家的英国人自然不愿看到白银外流,由此,所谓的“伦敦皇家植物园园长“罗伯特·福琼暗中潜入中国,意图盗取当时最具经济价值的植物——茶。

内忧外患的中国茶叶

1848年6月,福琼到达上海,并混进一只茶商队伍前往内陆茶山,盗取大量茶苗和茶种,并运到殖民地印度,但这一批茶苗很快全部枯死。

1851年2月,福琼再次来到浙江、安徽、福建等地,共采集了17000粒茶种,23892株小茶树,甚至拐走了8名经验丰富的武夷山制茶师傅。

1858年,在英国的大力扶持下,半路起家的印度迅速发展出机器先进,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政策宽松的茶产业,在国际上成为中国茶叶最大的竞争对手。

1888年,中国茶叶对英出口量被印度迅速反超,一战期间,英国在我国通商口岸建厂制茶,实行资本入侵,到了1921年,中国茶叶仅占世界出口量的8.79%。

反观国内,由于清末民初政局动荡,军阀割据,从茶山到港口,茶叶运输要缴纳十几次税费,直接导致中国茶叶价格飙升,给了印度茶叶弯道超车的机会。

更糟糕的是,高昂费用使部分茶商以次充好,甚至将桑树芽刷上染料混入茶叶,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中国茶的国际信誉跌落谷底,几乎再无翻盘机会。

直到1937年,吴觉农等仁人志士,集体向南京政府全国经委会请愿,直属国家的中国茶叶公司才得以成立(以下简称中茶司)。

中茶司的出现,看似将全国各地的茶商豪强势力拧成了一股绳,吸引了诸如浙江庄晚芳、四川葛林中、江西葛敬应等大茶商的加入,形成了人才济济的局面。

然而团结之下,利益不一致的众人各怀鬼胎,始终无法集中力量办大事,甚至还出现了贡献最大的吴觉农被众人排挤,职位下调的内斗现象。


中国现代茶业奠基人吴觉农先生

更严峻的是,就在中茶司成立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茶司在江浙闽徽等地投资建立的茶叶基地先后沦陷,总部也数次易址,公司内人心惶惶,无心经营。

危机之下,亦有转机,外敌入侵使中茶司被迫将茶叶生产中心,从经济较好的东南沿海转移到西南内陆,也让众人看到了一个被严重低估的茶叶圣地——云南。

由此,云南开启了近代以来规模最大的茶叶生产规划,佛海茶厂(勐海茶厂前身)、康藏茶厂(下关茶厂前身)等也即将登上历史舞台。

制茶救国的云南茶厂

1938年9月,中茶司派出日后的总经理郑鹤春和“滇红之父”冯绍裘,到云南考察茶叶资源,并和当时云南省经委会主席缪云台、建设厅厅长张西林达成共识。

到达云南后,一行人原本打算借助滇越铁路,考察墨江、佛海(今勐海)、思茅(今普洱)、缅宁(今临沧)、顺宁(今凤庆)等大叶种茶叶资源丰富的地区。

不过因为时局紧张,交通闭塞,出行不便,考察团就只考察了部分地区,他们一边调研,一边采制鲜叶,还在凤庆试制出了品质优秀的滇茶样品,这让众人大喜过望。

  

考察大获成功后,中茶司总经理寿景伟,和董事长卓宣谋都飞抵昆明,与富滇银行等云南本地势力,一起洽淡顺宁,佛海,宜良等地的投资设厂开发事宜。

不过由于各方都不愿多出资本,原定两百万的投资计划最后缩水到了十五万元,为了平衡这个脆弱的利益共同体,中茶司决定让左右逢源的郑鹤春为总经理。

1938年,“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茶司)正式运作,次年派遣冯绍裘赴顺宁建厂,范和钧先任宜良实验茶场场长,后赴勐海筹建茶厂。

国难之下,云茶司的茶叶经营重点是销往国外,换取外汇,因此筹建的这些茶厂主要生产红茶,范和钧领导下的勐海茶厂还曾为苏联定制过青砖,以换取军火。

这时八中茶标尚未问世,这些茶叶使用的是盾牌商标,上面的十二星图案,是蒋经国新生活运动的标识,下面则是"TheYunnanTeaCorporation"的缩写。

云茶司生产的不同茶类产品,使用的商标虽不尽相同,但都是由这个盾牌商标衍化而来,如胜利牌云南红茶,和建国牌云南红茶。

1939年末,茶叶生产初见成果后,云茶司又扩大经营,在昆明成立复兴茶厂(昆明茶厂前身),主产复兴牌沱茶和方茶,尝试经营普洱茶这一门类。

1941年,中茶司又和蒙藏委员会的格桑家族合作,共同成立了康藏茶厂(下关茶厂前身),开始生产销往藏区的宝焰牌紧茶,自此,几大民国国营茶厂全部亮相。

不过,云茶司仓促之下生产的普洱茶品质,还是无法与一众民间号级茶庄竞争,在宜宾只被列为三等,范和钧还担心普洱茶在路上发霉,犯了二次烘焙的错误。

也正是由于茶品质量一般,卖不出价,云茶司生产的这些普洱茶产量都不算多,比号级茶数量更加稀少,这些旧民国商标也随着历史长河逐渐远去。

更遗憾的是,在炮火连天中诞生的云茶司,虽然一直在竭力运作,换取外汇支援祖国抗战,但影响力终究有限,无法在那个时代中拯救国家和人民。

1941年末,日本悍然发动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爆发,缅甸沦陷,要道被毁,云南边境屡遭空袭,茶厂停摆,瘟疫横行,通货膨胀,云南茶叶生产大幅衰落。

覆巢之下无完卵,一众号级茶庄的经营也异常艰难,宋聘,洪记,同庆,可以兴等茶庄或是停产,或是举家迁往越南和泰国,或随国民党残军流亡金三角。

1950年3月,云茶司及四大茶厂,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管会接管。民国中茶司和旧国营茶厂的时代虽然结束了,却给当时的云南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在这短短十几年里,茶叶资源无比丰富的的云南,得以与现代资本,人才,制度,设备相结合,云南茶业首次具备了现代化生产的基础条件。

在这短短十几年里,陆续出现了后世几大国营茶厂的前身,及滇红之父冯绍裘、勐海茶厂首任厂长范和均等茶叶人才,对普洱茶产业发展产生诸多深远影响。

在这短短十几年里,得益于中茶司的充分发掘与推广,原先被边缘化的江外临沧茶区逐渐发展,成为了如今可以与西双版纳,普洱并立的三大普洱茶产地。

而这些,都是前人留给云南普洱茶产业的巨大财富,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一个规模化生产和现代化管理的普洱茶时代,终于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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