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明:最早驯化茶种,首次传茶中原,影响深远的茶叶之国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国茶文化网

谁发现并利用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古往今来,很多人都愿意相信是“神农”,问及原因,则是那句据说来自《神农本草》的”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

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查阅古籍,会发现一个尴尬的事实:这句话不仅在现存的各个版本的《神农本草》、《神农本草经》中没有出现,在《本草蒙筌》、《本草崇原》、《本草行义》等古籍上也毫无踪影。

作为中国古代农耕与医药之神,“神农”实际上是我国早期农耕与医药形成时期的一类神话传说,是古代劳动人民的一种象征性存在,而在真实的历史中,人们对茶叶的认识和利用,最早是由发源地的先民开始的。

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扩展而传播,原本不产茶和不喝茶的地区都逐渐接受了茶叶,而在早期茶叶传播史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并不是云南的濮人部落,而是四川的巴蜀文明。


商周时期茶叶并未真正进入中原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点,先秦时期的“中国”概念,仅限于如今的中原一带,对于当时的中原人来说,无论是位于澜沧江中游山区的濮人部落,还是已经在四川盆地发展出农耕文明的巴蜀古国,都是位于遥远地界的“外国”,当时中原获取的茶叶也是少量且频率极低的,茶叶真正进入中原人的生活,已经到了战国后期。

了解过早期茶历史的茶友,可能会对上述这段文字抱有疑问:不对啊,《礼记》、《晏子春秋》、《诗经》等先秦文献中都出现了很多有关“荼”(tú)、“茗”之类的记载,这些难道都不是茶吗?——其实真不是。

我们不妨来看看各先秦文献中对“荼”的具体描述,其中《诗经》中共有七篇出现了“荼”,比如《邶风·谷风》中的“谁谓荼苦,其甘如荠”,但《诗经》中的“荼”,其实都不是“茶”。

古人也明白这点,比如《说文解字》和《尔雅》中都将“荼”解释为“苦菜”,西汉时期为《诗经》做注释的汉学大儒毛享,进一步指出“荼”所代表的“苦菜”,是一种芦苇类或菊类的野菜。

那为什么“荼”后来又变成了“茶”呢?这主要是因为茶叶最初传入中原时,也是作为杂蔬食用的,而茶叶中虽然含有丰富的氨基酸、糖分等鲜味物质,但也含有咖啡碱,儿茶素等收敛性物质,煮制后会产生苦涩,当时的人们便将茶叶归入“能吃,但味苦”的苦菜类,由此便用“荼”来主要指称茶。

举个例子,晋朝大儒郭璞在《尔雅·释木》中对“槚”词条的注释中,写到“树小似桅子,冬生叶可煮做羹饮。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为了缓解茶叶的苦涩味,煮制茶叶时人们还会加入各种蔬菜和调料,直到唐朝前期,这种“杂食”的方式还比较流行。

也正是因为对茶的混用与杂食,早期文献对茶的认识和记录也存在混淆不清、所指不明、名称众多等现象,这就导致光是有文字可考的“茶”名称就有20多种,包括“茶”、“诧”、“茗”等等,我们在考证时也需小心考证,把茶问脉。

文字学史中的“字源”研究方法,也能证明其演化过程,“茶”,本就源自对“荼”的假借和简化,取其“木”上之“蔬”的寓意,早期的“茶”也不读“查”,而读作“涂”,西汉时期部分典籍中以“涂”指代“茶”即为副证。

后来,随着茶叶的日渐兴起,早期的混用情况逐渐减少,东汉时期还专门要求以“查”作茶的读音,而到了唐晚期,“茶”、“荼”并用的情况基本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专用称谓“茶”,因此陆羽在《茶经》中没有再提及“荼”这一曾用名:“其名,一名茶、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

说到《茶经》,里面还有一句流传甚久的名言:“茶之为饮,发乎神农,闻于鲁周公”,这句话是真是假?结合具体史实和中国古史领域“古史辨派”的学者研究来看,这其实是中国古人习惯性的臆测,学名叫做“历史的层累”。

“层累说”是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其认为历史在流传的过程中会发生变化,失去原本的面目,因此不能只关注史料所述的史实,更要关注史料本身的时代,史料离所述史实时代越近,可信度越高;越晚出的史料,事迹更加详细,体例更加完整,反而证明其中掺入了大量的伪造内容。


举个例子,诗经中只提到过大禹,商人和周人的祖先;而到了论语中,就有了尧舜;到了战国,又有五帝之说;邹衍之后,黄帝成了华夏共祖;而比黄帝更早的伏羲神农,要到汉代才流行起来,至于最早的盘古开天辟地,到了魏晋时期才有相关记载,可以说时期越晚,写的东西反而越超前了。

“层累说”鼓励历史学家考辨流源,对我们的生活也有所启发,如今大家身处一个信息纷繁复杂的时代,在接收信息时,如果能做到对其传播途径考证流源,才能保证接收到真实的信息,进而做出正确的判断,也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展开联想的话,普洱茶行业其实也存在类似的“层累”,比如大家都知道号级茶,印级茶,大红印,文革砖等概念的含义,但少有人知的是,这些概念其实都出自90年代的台湾茶界,当年是没有这样的叫法的,这些由后人撰写的历史中,又有多少伪造的内容呢?

古代四川茶的兴盛与传播

言归正传,类似于《礼记》这种成书较晚,由缺乏证据价值的文献还有很多,但对于论证茶树充分驯化的帮助都不大,反而是成书于东晋永和十年的《华阳国志》里的一处细节,为我们展示了早期茶叶利用的一角。

《华阳国志》中的《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时,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丹、漆、荼(此处的“荼”即为词语混用)、蜜……,皆纳贡之”。这句话的意思是,武王伐纣时巴蜀人曾表示顺从,并纳贡了包括茶在内的各种珍奇特产。

据学者考据,纳贡一事可能并不存在,是巴蜀先民为了自高身份而杜撰的情节,但殷周时期,巴蜀地区确实已经拥有了比较发达的农耕文明,具备了驯化出栽培型茶树,并将茶叶送往中原,供王室上层品尝的条件,只不过当时的中原政权可能并不稀罕这种有苦涩味的叶子,史官也就将其归入“荼”一类的苦菜了事。

我们再来看更确切的记载,清代顾炎武在研究大量古代史料后写就的《日知录》中,记载了“自秦人取蜀后,始知茗饮”,这就对应了公元前316年“秦惠王取蜀”时,四川已经有了茶产业的真实历史。

四川茶是中原人喝到的第一种茶,也是受到茶界广泛认可的观点。秦后千年,云南地区始终游离在中原政权之外,四川则一直是中国的茶业中心,西汉王褒的《僮约》中的“烹荼尽具”、“武阳买荼”等记载,就是有关早期四川茶产业的真实情况,这个武阳就位于今日的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

秦汉大一统后,茶从汉晋的药物一路走来,到唐代以陆羽《茶经》为标志,饮食茶叶的习俗逐渐风靡全国,唐中期,茶叶产量大大增加,地方饮茶风俗兴盛,江南部分地区出现了茶粥、茶饮,留下了“坐客竞下饮、比屋皆饮之”的饮茶记载盛况。

在唐时,除原有的四川和云南茶区外,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浙江,江苏等东南地区都在引种茶叶(滇外小叶种),辟园种茶,不过由于地处亚热带、暖温带,以及开辟时间较短等原因,这些新茶区的茶树普遍比较矮小。

又因为中原人对云南茶不甚了解,各种史料中只对四川盆地及周边山区的高大茶树有所记载,最出名的莫过于《茶经》中的那句:“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

看到这里,云南的茶友可能坐不住了:《茶经》里怎么没有记载云南茶啊?其实原因很简单,《茶经》成书于唐晚期,而云南大部份地区并不在唐朝疆域之内,而是属于独立的南诏政权,两国的关系也只能说是时好是坏。

更直接的原因是,公元752年(唐天宝十一年),唐政权和南诏政权发生了“天宝战争”,此战中伤亡的唐军达20万之巨,此后的40余年间,两国断绝往来,必经之路盐津豆沙关紧闭,大渡河上的桥索也被全部截断。

在南诏政权“闭关锁国”的同时,陆羽正在“全国”(唐疆域)各地的产茶地四处探访,创作《茶经》,因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测,此时的陆羽大概率不知道云南产茶的具体情况,倘若知道,应该也不敢为探茶而冒着生命危险偷渡“敌国”。

既然当时中原地区喝的茶都源自四川茶,那云南的濮人部落有没有“夺下一城”,比四川的巴蜀文明更早驯化出茶种呢?大抵是没有的,充分驯化茶树的标志,是栽培型茶树的出现,这就不仅要求当地具有丰富的野生茶树资源,还需要拥有一定的农耕经验和长期定居的生活方式。

先秦时期,云南尚处于游猎采摘,刀耕火种的迁徙部落时代,无法满足栽培型茶树诞生所必需的多年驯化和固定世居条件,此时的中华大地上也只有三大农耕发达的文明中心,即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江汉地区的荆楚文明和四川盆地的巴蜀文明,其中又只有巴蜀地区气候适宜,且有野生茶资源,同时满足驯化栽培型茶树的三大条件。

对此,文献中也留下了相关记载,比如上文提过《日知录》中“自秦人取蜀以后,始有茗饮之事”的记载,再和两汉时期的《僮约》等文献对照,我们可以确定,巴蜀植茶时间至迟在春秋、战国之交,至战国晚期,中原地区已确切得知四川产茶。

然而,巴蜀人虽早于云南驯化出茶种,但在长远发展的目光上却远不及云南的各茶山民族,君不见,四川“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的古茶树,早在唐朝就被“伐而掇之”(把大茶树直接砍倒了好摘叶子),这种竭泽而渔式的采茶方式,也让四川的古茶树资源在后来几乎消失殆尽。

而中原地区最早得知云南产茶的消息,则源自唐朝时期的一次间谍行动,当时,唐朝安南(今越南河内一带)经略使蔡袭为钳制实力膨胀的南诏国,派出幕僚樊绰暗中潜入云南境内收集情报,并在前人史料的基础上汇编出记录南诏国详实情况的《蛮书》,“茶出银生“的典故就出自该书。

这句“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薑桂和烹而饮之”,也被看做是迄今为止,最早以文字形式记录云南产茶情况的切实记录,“茶出银生城界诸山”也是普洱茶史中浓墨重彩的一个章节,之后陆离还会为茶友们具体介绍。

话又说回来,云南地区到底是什么时候才培育出栽培型大叶种茶树的呢?陆离的观点可能会出于很多茶友的预料——根据目前茶学界掌握的关于云南植茶、用茶的可靠文献资料、考古实物等有限证据来看,能有效支撑起云南充分驯化茶种的时间(而不是采摘食用野茶的初步驯化阶段),是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的乱世,也就是说云南植茶只有不到2000年的历史。

在此之前的所谓物证,比如那棵号称有3200年,与商王朝一同诞生的凤庆·香竹箐古茶树,其实是缺少必要证据的,再比如那句殷周时期“伊尹朝献”时留下的“百濮……为献”,这里的“百濮”也并非云南濮人,篇幅受限,具体的论述,就让陆离在下期的专题文章再为大家一一解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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