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说法流传甚远，在很多非濮人后裔为主的云南茶区，至今都供奉有诸葛亮的塑像，一些茶山在祭祀茶祖时（尤其是商业性质），也愿意将诸葛亮的牌位与茶祖帕艾冷，茶圣陆羽放在一起。

遗憾的是，诸葛亮并不是普洱茶的发明者，更不是云南种茶制茶的奠基人，因为孔明先生从未去过云南，大量的史实和文献都证明了这一点。而“七擒孟获”的故事，也只是小说《三国演义》杜撰的一个章节。

那么，最早在云南地区完成驯化茶种，培育栽培型茶树，规模植茶等一系列重任的，又是何方神圣？为什么是在三国时期完成的？“濮人创茶录”专题第一篇，让我们一起证伪求真，探寻云南植茶的真正面貌。

3200年树龄的古茶树缺乏确凿证据

上期文章中，陆离明确提出了“云南植茶始于东汉末年”的观点，要证明这一观点，首先要论证的就是那棵相传有着3200年历史的凤庆香竹菁栽培型古树，这里我们主要从当时云南的文明发展程度，树龄实际测算过程这两大方面加以论证。

首先，凤庆香竹菁栽培型古树如果真的有3200年树龄，那就说明其是在殷商晚期就已经栽下，要知道当时的凤庆地区尚处于忙怀类型新石器文化时期，用的是以鹅卵石打制成的钺形肩石斧，吃的是采摘游猎来的野果兽肉，用的是夹有砂石的灰陶，农耕文明和金属冶炼都尚未出现，这种社会条件下，并不具备驯化出栽培型茶树所需的三大条件。

其次，目前茶学界公认树龄最大的栽培型茶树是南糯山茶王，其死亡后经准确的点算年轮，才被确定为有800多年的树龄，而香竹菁古茶树尚且存活，无法以年轮法测算，据说是早在80年代，北京农展馆馆长就以“同位素测年法”测量得其树龄为3200年，后来还找来中日两国的博士做背书，但这种方法真的准确吗？

同位素测年法，利用的是放射性元素核衰变规律，适用的测算年份范围非常大，比如C14法能做到万年尺度，而而像U-Th-Pb和Sm-Nd等体系可以测试几亿到数十亿年的年龄，用这种地质考古的方法，去测算还在新陈代谢的茶树活体的年龄，误差会非常大，也是非常不科学的。

有关香竹菁古茶树3200年树龄的另一项所谓证据，则是来自美国茶叶学会会长奥斯丁的考察，实际上这位会长的原话是“Itisthelargestancientteatreediscoveredintheworldsofar”（它是目前为止世界上发现最大的古茶树），注意是“Big”（大），不是“Old”（老）。

对于很多地方动辄千年树龄以上的茶王树猫腻，中国农科院教授，古茶树研究领域权威虞富莲先生在著作《中国古茶树》明确指出：“目前树龄测定尚无易行且不损树之法，普遍以村寨历史、流传等作推断。”

在一次电视节目中，虞教授更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云南茶叶界对古茶树树龄的判断几乎是错误的！云南根本没有超过1000年以上的（栽培型）茶树！很多都是地方政府官员搞的形象工程，是不科学的！”

目前，已经被确切证明的，有实物证据作支撑的不同类型最老古茶树，是1700年树龄的巴达山野生型茶树（60年代云南省茶科所专家团测算，2012年枯死）、千年左右的邦崴过渡型茶树（1992年《澜沧邦崴大茶树考证意见》专家组共同意见）、800多年的南糯山栽培型茶树（年轮法测算，1996年枯死），有其他证据确凿的千年以上古茶树，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补充。

“江汉百濮”和“云南濮人”是两码事

既然现存的实物证据，无法将云南充分驯化出茶树的历史上溯至殷周时期，那同样是记载殷周历史的“百濮……为献”，以及留存下的写有“濮”字的甲骨文，是否又能够证明当时的云南濮人已经驯化出了茶种，并向中原上供过茶呢？

要搞清这个问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中原政权在历史文献中记录的“百濮”，与布朗等族的祖先“濮人”，是否属于同一个族系？

“百濮”即为众濮，是中原政权对南方蛮族的一种统称。殷周时期，“百濮”最早是以臣服纳贡的方国身份进入中原王朝视野的，那句著名的“百濮……为献”就出自《逸周书·王会》中的“伊尹朝献”部分，由此，甲骨文中有了濮字（亦写作卜、僕）。

随着“百濮”与中原地区的往来，古籍中也逐渐有了“百濮”的相关记载，其生活在南方的江汉地区，如《左传·鲁昭公九年》就记载了“巴、濮、邓，吾南土也”，《文献通考》也称“濮在江汉之间”。当时的“百濮”也有了定居的城池，属于原始的联合城邦制国，也即《左传·文公十六年》所说的“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自聚”。

据《尚书·牧哲》记载，“濮”后来背叛了“商”，并参与了武王伐纣的战争，此时，“濮”虽然在中原政权那里有了一定知名度，但自认是华夏正统的中原精英，并没有将“百濮“当做自己的臣民，更不会去插手“百濮“与其他势力的冲突。

当时，楚国不仅是江汉地区的头号霸主，甚至还有称霸中原的野心，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借伐陆浑之戎，把楚国大军开至洛阳（东周首都）南郊，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还傲慢地询问了周朝象征王权的“九鼎”大小轻重，留下了“问鼎中原”的典故，和这样一个强国做邻居，百濮只能沦为被欺凌的对象。

《史记·楚世家》记载，公元前740年，春秋初期，熊通自立为“楚武王”后便“始开濮地”，百濮很多地盘都被侵夺；《左传·文公十六年》记载，公元前611年，曾被楚强行征服的“群蛮及庸国、?国、百濮等”，趁楚国闹饥荒时“皆叛”，试图反攻，没想到楚文王大手一挥，招来了实力强劲的秦国和巴蜀，直接灭了联军中实力较强的庸国和?国，百濮势力也大大衰减。

《左传·昭公十九年》记载，公元前523年，“楚子为舟师以伐濮”，自知抵抗无望的百濮只好选择放弃家园，兵分两路向着西方和南方迁徙，其中人数较多的那支留在了武陵五溪（今湖南怀化），也有一些进入了黔西和川东南等地。

百濮的迁徙，以及与当地民族的融合持续了数百年之久，直到两汉和魏晋时期都仍有记载，《汉书·张蹇传》就称汉武帝时期云南有“夷濮阻城“，西晋《蜀都赋》称四川“绵亘百濮”。

上文提过的《华阳国志》中也有相关记载，文中将迁入四川的濮人分成了“夷濮”、“滇濮”、“鸠僚濮”等，其中“滇濮”就是云南史中的著名文明“古滇国”，可惜其他内容大多比较模糊，无法被考证。

其中，只有《南中志》部分记载的”汉时有母姓濮王，受封为句町国王“的历史能够被考证，这个句町国位于黔、滇、桂的交界地带，其邻国“夜郎”的名气更大些，“夜郎自大”说的就是它了。

此时，虽然有了“百濮入滇”的记载，但从相关的历史考据，以及民族语言学等多个角度来看，这些由江汉地区迁入云南后与当地人融合后的“百濮”，和云南濮人完全是两码事，更不可能是布朗，佤、德昂等民族的祖先。

从民族语言学的角度，可能会更容易理清这个问题，据学界考证，当年来自江汉的“百濮”，属于传统的荆蛮、九黎族系，是如今苗、瑶等族的祖先，世界语言谱系分类中也将其归入苗瑶语系。

明代以后，“百濮”才由湘、黔等地陆续迁入云南，开始植茶，而早期进入云南的“百濮”，只有与“僚人”（当今南方各民族的先民）关系密切，以水田耕作为生的仡（音同哥）佬族，并不参与植茶。

而在当地土生土长的云南濮人，则属于南亚语系的孟-高棉语族，不甚关心异族的中原政权与滇南异族接触后，将“江汉百濮”和“云南濮人”都称作“濮”，但二者早在一万多年前就发生了隔离演化，并在数千年的独立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语系，是完全不同的两大族群。

图片属“百越”族群，和侗族是近亲的仡佬族，注意不是仫佬族

后来，濮人依然被叫做“扑子蛮”，“蒲蛮”，或干脆简化为“仆”，这些读法都来源于“布”，于是其后裔便自称为布朗、布幸（今佤族）、布雷（今德昂族）等等。

从民俗学中对原始崇拜的研究方法入手，我们能发现二者更直观的区别，江汉百濮（后裔有苗、瑶族等），多以盘古神为“始祖”，以“盘瓠”为“大宗”，崇拜猛虎、犬，而云南濮人（后裔有布朗族、佤族等）则截然不同。

以布朗山最古老的村寨——老曼峨人的精神信仰为代表，布朗族崇拜的山神是名为“雅”的龙，信奉的水神是名为“苦拉”的人头蛇身神，还认为竹鼠代表了父母的魂灵，并且有着浓厚的茶树崇拜情结，不仅会将高大的茶树称为“竜树”，还会在开辟茶园时择吉日种下一棵“茶魂树”，每年拜祭，祈求保佑。

总之，属于南亚语系的云南濮人，是在几万年前就从柬埔寨一带迁徙至云南的，与之一同驯化过茶树，探索过滇南的还有同属南亚语系的孟人和高棉人，而来自其他语系的巴蜀先民、江汉百濮等，与之并没有太多联系。

通过以上论证，我们弄清了“江汉百濮”和“云南濮人”的关系，也明白了殷商时期与中原有所联系的“濮”并不是云南濮人。那么，是时候重新问问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了：云南最早充分驯化出茶树的时间是什么时候？秦汉时期是否又有所突破？

一个略带残酷意味的真相是，殷商过后，从战国初年到东汉末年的这八百年间，中原大地群雄逐鹿，真知哲理层出不穷，东西方陆续涌现出苏拉格底、孔子、释迦牟尼、希伯莱先知等伟大先贤，形成了先秦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这三大轴心文明。

而当世界各地的先进文明纷纷开化，在论辩与思考中迸发出人类文明之光，共启“轴心时代”之时，同一时期的云南地区尚未摆脱蒙昧，分布在云南各地，先后形成的氐羌族团，濮越族团，南中大姓，孟高棉族也都没有完成驯化茶种，培育出真正的栽培型茶树。

下篇专题文章，我们就来聊聊当年云南的四大族团，以及其为什么都没有选择种茶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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