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普洱茶从历史中走来，关于其概念、观念、片字只语都值得我们重新去予以关注和解读。本期继续关注檀萃对普洱茶的记载。

檀萃写完普洱茶的产业规模(详见《也谈檀萃的“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后，提出了一个问题：“尝疑普茶不知显自何时。”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普茶是何时显露出来被人熟知的。

基于上述疑问，檀萃进行了一番推论：“宋自南渡后，于桂林之静江军，以茶易西蕃之马，是谓滇南无茶也。故范公志桂林，自以司马政，而不言西蕃之有茶。”

靖康二年，1127年，金灭宋，俘虏了宋徽宗和宋钦宗，北宋灭亡。金庸《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杨康两个人名就是为了纪念“靖康之变”的。宋徽宗就是《大观茶论》的作者赵佶，有名的皇帝书画艺术家。北宋灭亡后，皇族成员赵构“南渡”，在杭州建立了南宋王朝。

以前的小学课本上有首《小池》诗：“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作者叫杨万里。杨与陆游、尤袤、范成大合称“宋四家”，是南宋诗歌界的“四大天王”。

乾道八年，1172年，范成大(1126-1193)因为得罪宋孝宗，出知静江府(治所即今桂林市)，兼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当时的南宋朝廷偏居一隅，要抗金，要北伐，军事上需要大量战马。广西地近云南，当时的主政者是大理段氏政权。由于地缘因素，桂林成为南宋朝廷重要的战马转运地和供应地。范成大在桂林待了将近两年，军政民政一把抓，从人事、医疗、买马标准和资金使用等方面对马政进行了改革，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范成大曾撰《桂海虞衡志》，写的是广西的物产、风土、人情。这就是檀萃所说的“故范公志桂林”。范书对云南出产的滇马进行过详细的描述，但并没有提及云南产茶之事，即檀萃说的“不言西蕃之有茶”。西蕃是一个语义经常发生变化的词汇。结合檀氏文字、南宋与大理并峙时期的行政区域来看，这里主要指代当时的大理国。

范成大不提西蕃境内产茶事，难道他同时代的人不知道吗?“顷检李石《续博物志》云：‘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檀萃接着指出：“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时。”檀萃的逻辑是：普茶是普洱府所辖六大茶山所产之茶，普洱府管辖的区域，在古代隶属于银生府。换言之，行政区划可以人为更改，但产茶区相对来说是稳定的。显然，檀萃将“普茶”等同于李石记载的银生府所产之茶。当然，历史中的银生府是个流动的概念，不同历史时期，具体指向不同，这里暂且不展开讨论。

檀萃提到的李石是四川人，勤于读书，非常博学。“茶出银生”这条记载也不是李氏的原创，其来源于唐代樊绰的《蛮书》，原文为：“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

樊绰写《蛮书》的年代，在云南这片土地上居于统治地位的还是南诏政权。公元937年，南诏政权下属的通海节度使段思平建立大理国，到公元1253年才被蒙古灭亡，国祚绵延318年，与两宋的延续时间相当。

“而不言西蕃之有茶”表面的矛盾在于，某个地区产茶又产马，另一个地区却用茶来交易这个地方的马?“宋人不知，犹于桂林以茶易马”——还在用其他茶区的茶去跟产茶区做贸易，“宜滇马之不出也”——这当然交换不到马了。

清代的研究已经表明，《续博物志》作者李石(1108—1181)是南宋人，但檀萃又说了一句“宋人不知”西蕃有茶。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我们不要局限于“以茶易马”的表层意思。北宋时，政府实行榷茶制，基本上是以茶作为媒介来支付马价。南宋时期，支付手段包括茶、绢、银等。比如宁宗时期1匹战马值300贯，而当时1两白银约值3贯400文。

综上，简单说来，出产普茶的这块土地，至少在唐代就有产茶的记载了。而唐人和宋人对此都有记载。南宋赵氏政权在普茶产区以茶易马，很可能是一种策略性手段，并不是认知上的无知：其一，从市场交易来看，买马的支付手段可以是多样的，并不止于茶;其二，以茶易马也是一种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有效手段。

当然，以茶易马并不是万能的，解决不了政权内部的各种问题。宝祐元年，1253年，忽必烈兵分三路，剑指云南，1254年，灭大理，对赵宋王朝形成合围，其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檀萃撰《滇海虞衡志》本就是学习和致敬范成大，有意无意流露出了记录历史的意图。从樊绰的《蛮书》到李石的《续博物志》，从《桂海虞衡志》到《滇海虞衡志》，隐藏了记忆历史和历史记忆的某种逻辑。表面的书写范式构成了历史记忆之“所指”，而透过这种范式，我们大约能追溯其指向的“能指”。

来源：茶叶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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