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武森林，2022年6月拍摄

清咸同年间，清廷与大理杜文秀进行了长达17年的战争，从咸丰九年（1859），茶山土署茶民大半就开始逃亡，田园荒芜者十之六七。同治元年（1862），杜文秀派兵先后攻占普洱、思茅及茶山。清廷与杜文秀军在普洱、思茅、茶山一带反复争夺，在连续多年的战争中思茅、普洱及茶山交通阻断，商业停顿，人口大量死亡、外逃。清史载“自兵燹后，茶山砍毁殆尽，产茶稀少，商贩零星。”整个云南“郡县城池大半被毁，百姓颠沛流离，流亡未集，田亩半属荒芜”此后“生聚近三十年，犹未复承平之盛”。

此类钱币早期在易武常见

战乱结束后，茶山穷困满目，虽经勉力招垦，奈地苦民稀，招垦困难，而一般茶民因力不支竟渐有移入他处为农者。无奈之下，易武土司于同治十年（1871年），邀集通山官绅目名在石屏会馆共同议决，将茶民定例每茶一筒四斤四两，实改作每一筒以五斤买卖。凡一齐贡官钱粮杂派夫役俱免茶民上纳，以茶民不受公款之累，得以尽力栽培茶园，或可免迁移之患，而获发达之益。这种逃税的举动也是无奈之举，但“一齐贡官钱粮杂派夫役俱免茶民上纳，以茶民不受公款之累”确实是促进茶民稳定、尽力栽培茶园的有力举措。

1796、嘉庆元年六月婺源县山场种茶

光绪时期，云南政局得到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稳定，1889年蒙自海关开关，1896年思茅海关开关和后来滇越铁路的开通，都使茶山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光绪二十年(1894)，滇缅边界勘察官刘春霖记录:

“往来车里各地者……商人以货物值三四金者，至夷地可换回棉花一驮或茶叶一驮，运至省城及各处可值十数金、二十余金不等。大约以九月运货外出，即换货入内或思茅、顺宁、大理一带卸货，复运货入内，至五月瘴起始止。大约近者可往回三四次,远者可二三次不等。据商人称云，以二十余金买一驮骡，往返二次而骡价可得。”

光绪二十五年（1899）的《普洱府志》对“六大茶山”的情况记录是：

“思茅境其险要一也，其次为漫乃、易武二处。……六大茶山之茶，均分此二处出售。商贩云集，外人垂涎。”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蒙自海关出口茶叶3380担，为云南茶叶在清代时期最高。从综合史料判断，光绪一朝是六大茶山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时期。

宣统年间茶叶衰落，五大茶山产茶约6000担，其中易武各山头占80%左右。

民国初年（1912）二月，由省府派往六大茶山厘金局的王得春在倚邦、易武、猛烈及漫乃等产茶之区考察。他汇报：“易武地方则是茶山商业最盛处，地面富庶繁荣，但常有游手好闲之徒混迹其中。”但倚邦、易武两地的治安情况都不太好。经过一个星期的考查考察，王德春发现：在茶山里的客籍茶商，清末以来稍有积蓄即归心似箭，不屑留恋于蛮夷瘴乡，赚到钱即走人。本地的土著，不事茶园，置茶树于不顾，听其荒芜，还有经常放火烧荒的习俗，这更让茶树不能发荣滋长。王沿途遇有民众，即劝令要灌溉茶园，教导百姓要培养茶树，虽百般劝导，但听者却藐藐而然，根本不当回事。

当年的3月24日，普洱府宁洱县知县张汝弼的一份呈文中对滇茶生产，销售、出口形势有过很好的描述。他写道：

“今值反正，百度改良，易于财政亟亟图之。普洱茶品在外洋名，为荷惠佳名，饮之者津津于口，颇极赞美。普茶出口一则使居民获此茶利，产地曰廓。一则使外人嗜此茶味，销场日旺。下可富民，上可福国。不难与欧美较胜矣。县属地处边荒，商智不开，曼乃、易武、倚邦一带，向产佳茶。惟小贩零销，不能以大宗出口，因无起色。我国茶业一落千丈的原因，半由於国外茶业兴起的结果，半由於华茶不知改进的所致。第一，茶园的经营，向采小农经营，而非大规模的企业经营。第二，茶叶制造，在精制之前，粗制手续概系委诸於不明科学原理及好贪小利的茶农。第三，茶业的运销，不重安全，不重经济。茶叶的质受浸湿受潮的害，而成本反而加重。第四，茶业组织，若茶农，若茶号，均不健全，营业也不合理。这是我国茶业衰颓的原因。”

这样的总结对于清末云南的茶业种植、加工、营销情况可谓入木三分。

1913年末代易武土司呈文

1913年，易武茶山末代土司伍树勋给滇南观察使的呈函反映易武茶山的一些急迫问题。伍树勋是易武土司第八代，其治在易武，管辖漫撒茶山。土司的开销仰赖茶山供给，同时也担负着催收、上缴茶民、茶商钱粮的差事，完不成任务，土司的日子也会很难过，因此茶山出现的问题土司也很焦急。

伍树勋在呈文中叙述了易武茶山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易武土司其管辖的茶山长约一百三十里，宽由十余里至二十余里不等。山多田少，所产只有茶一宗，谷物、布匹及日用之物大都仰给于山外。土著居民除茶以外别无其他实业。猛野坝、岔河，勐糯，磨者、高山潵等各小寨烟瘴最毒，汉人均不能住。只能作为土署的私庄田，由土署招垦管业。其余漫乃、漫腊、易武、漫撒、麻黑、漫秀六寨并废弛之湾弓、漫别、普桑、漫拱四寨均为汉民可以久住之区，从外地招来的茶商、茶民，住在这些山头村寨种茶、制茶、卖茶。这些地点也是担负着抽作贡茶所产之地。

易武二水茶芽，2022年6月拍摄

经过鄂尔泰对六大茶山土流并存并在思茅设立总茶店后普洱茶兴起，但随即官茶泛滥，颇为民害“茶山苗倮之累日深，产茶亦见短少”。茶山萧条，百姓奔散逃亡，户口寥寥。人丁短少。伍树勋说：乾隆年间，石屏先民十余户应招到易武，由该十户垫款，广招移民来茶山开垦，栽植茶园。山头密林，开成田坵。贡官的钱粮，杂派的夫役，各项的杂费，都由他们负责缴纳。缴纳的时间，每年按采茶分头水、二水，由公所完纳。先前抽香火，无定额，恒视其该各寨之用款为度。收获茶捐除完纳国款所余者，均留作修理公所、会馆、街道、并施棺埋葬、火灾、水旱等济急之资。后经改良，约定的定例是漫乃、漫腊、漫撒、麻黑、漫秀五寨，每茶号出茶一担，由土署抽地租九成银二钱二分五厘。

生命多姿，2022年6月摄于易武

易武一寨，因公事太繁，每担茶叶减轻只抽九成银一钱八分，以作土署养赡修金差役办公之费。除此之外，再不得收茶民丝毫银两。十户先民所顶完纳之贡官钱粮及宣慰司之江干（澜沧江渡船、兵丁保护费）杂派夫役各款，也定例由茶号出茶时按担抽捐，以完各款。因定名曰香火寨费，每年八月初二日，大众齐集公所，同举客首（指外来茶商之首），管账各一人，办理全猛（易武各寨）出入各公件。

“自改良以来，茶民无赋税之累，得以竭力培植、采摘，茶叶日渐增多。茶号虽负担公款，但不算太重，可以过得去，经营仍得以发展。是以茶民茶号，互相维持四十余年，茶叶愈推愈广，故能以一山半之易武，超胜三山半之倚邦。不惟公款无欠解之斥，而漫乃厘金、税收两款，每年已收万两以上。”

伍树勋要反映的主要是当下的问题。他说：

“光复以来，茶市尤为停滞，商号、茶民都很困难。幸好政府开恩，革免了江干办站等费用，并将前清茶叶贡典减改为通山止共缴纳经费银420两。全体商民勉强维持而不至逃散。然而茶民一穷导致百弊俱生，如盗摘芽茶之案，层见叠出。茶树刚始萌芽，即将茶芽摘去，其茶树即归朽废。何况正常摘茶可摘十余斤者，摘茶芽不过十两。全山茶叶产量产茶减少，正是以此故。”

芽茶为清代普洱八色贡茶之最，虽进民国，但六山之芽茶依然为全滇价最高者（详见笔者《天价倚邦茶——兼谈清代皇家贡典芽茶》一文）。

伍树勋反映的另一个问题是：

近年茶民坐困，到了冬杪（指暮冬时节）尚不能将茶园中的茅草清除，开春草枯，野火一来，茶园被烧，即成荒园。本年四月，据客长报告，今年茶园被野火烧毁者，损失的茶园产茶约八九百担。还不算被盗摘茶芽以致荒废茶园者。土著居民历来有烧荒种地习惯，外来山民也有点火拜扫行路之癖，这些每年都会烧毁茶山、茶园。没有强制措施，也是屡禁不止。如此以往，维持茶政一途难望兴起，其厘金、税收，钱粮各款，都难以完成。

伍树勋请上峰饬思茅行政官长，明定惩罚规则，出示严禁，倘有再敢盗摘茶芽，纵然野火以及拜扫行路失火燃烧者，可以由土司查缉，就近解送行政各机关，讯实重办，以儆效尤。

在六大茶山漫乃厘金总局的厘员王德春也反映：

易武土司所属地面，汉夷杂居，良莠不齐。盗摘茶芽之事，常有发生，茶园荒芜，每况愈下。去岁春接办后，目击心伤。要振兴茶业，必须策励茶民，教以灌溉之法，培养之方，种秧之术，习勤之道。经省实业厅批准，备了白话告示，刊发50张，张贴在产茶各区。但说是说，听不听，没多少效果。易武土司痛陈前由，实为整顿茶政及富课裕民起见。现在烧毁茶园每年约可产茶竟在八九百担之多，私采芽茶荒废尚不在内。长此以往何堪设想。

王德春和伍树勋的呈文到了省上，省里虽然很重视，但民国之初，朝代更换，根基未稳，军国大事才是头等。省里虽没有什么具体措施，但还是给了一文。

民国二年（1913）九月，民政长罗佩金指令：

“据易武土职伍树勋呈称，请饬思茅县出示严禁以肃茶政等情。查该处气候较热，素以产茶著称，近因培养之法不讲，保护之方未备，致使茶业日形减色，国计民生皆受影响，实业司为整顿起见，曾经刋发白话告示，张帖产区各区。饬令保护在案。兹据所呈各节，竟有盗摘茶芽，纵放野火等害，披阅之下，痛恨殊深，自应从严惩处，以维茶业前途。仰后令思茅县遵照森林适用新刑律，分别严惩重处，以示警戒，此令。思茅县知事。”

一纸指令当然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这时思普沿边一带还是以车里宣慰司及各土司为主体，柯树勋时代还在起步，离徐为光的“改区设县”还有十多年，易武茶山的情况不可能有根本好转。

易武山林，2022年6月拍摄

从民国初年到1930年，易武还未成为镇越县县治所在地，这期间，易武、倚邦等五大茶山的厘金征收额最高在1914年达到银元10,800元，此后再未达到此数。低时仅完成了1,924元7角7分5厘，可见茶山的每况日下。1927年6月、茶山厘金局还因征收厘金不够数，将一批茶商逮捕，锁押。

1930年4月，镇越县治移到了易武，从此易武茶山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它的前景究竟会怎样呢？

李路

2019、3、8、第一稿

2022、6、15、第三稿

作者简介：

李路，云南茶马古道学会特约学术委员，自由撰稿人。

2005年发起组织云南普洱茶产业诚信自律活动并发表全行业《昆明共同宣言》。2007年参加第二届普洱茶国际研讨会发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论文。此后十余年专注民国云南茶业历史，先后在报纸刊物上发表文章数十篇。2019年撰写的五篇文章收入云南省档案馆出版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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