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茶山的“朝圣”之路有多挤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国茶文化网

寻茶中国”的极限何在?这并不是一个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但一直是茶人、学人、游人们不断尝试去拓展其边界的领域。

这十余年来,中国高铁以惊人的发展力,加持了无数茶客的行动力——他们怀揣“寻茶中国”的理想,开启了一种新型运动模式:抱着《茶经》的简体横排本或繁体竖排本,背着长枪短炮,头戴渔夫帽,脚踩登山鞋,孜孜不倦组团前往若干知名或无名的茶山“朝圣”。大量记录茶人、学人、游人“朝圣日志”式的著作或短片由此应运而生。

《茶之路》《生活月刊》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所以,茶书出版也出现“通货膨胀”了吗?似乎并没有。因为好书跟好茶一样,产量通常不高。回顾近十年来出版的知名作品,我们会发现:通往茶山的朝圣之路虽挤,但总有茶人与学人心无旁骛脚踏实地去做好本分事,作品但有茶气而无匠气。

茶之路:挑战陆羽,还是变相致敬茶圣?

2021年6月,已是第16次重印的《茶之路》,在包装上似乎犯了一点小错误:书的腰封上赫然印有“长销7年,重印14次”。当然,无论是14次还是16次,两位数足以说明此书的影响力了。

在陆羽生活的唐代,云南的崇山峻岭与大江峡谷是茶圣难以企及的存在。陆羽生于湖北,行走于太湖,隐居在浙江,写下了《茶经》。遗憾的是,终其一生他步履未曾踏上“彩云之南”,未能亲见云南的茶树。陆羽及历代茶人留下的填空题,就成为《茶之路》团队“寻茶中国”的重要动因。

《茶之路》的团队成员包括茶人、文人和摄影师。他们并不具备古代及当代隐士的山中经验,但他们愿意寻访和倾听山里的茶农、工人与茶人们原生态的山居生活智慧,并以图文重绘了“朝圣”的旅途,触摸中国茶文化的物质与精神发源地。

《岁时茶山记》陈重穆徐千懿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中国的茶之源在哪里?历代茶源的版图一直在扩大。到了明朝,文人在书斋茶室里悬挂山水画幅,焚香插花,意图营造自然,但他们无法抵达真正的茶源,感受茶山的风土与茶气。

若说《茶之路》有什么能够超越陆羽的地方,或许就在于这个团队能去得更高、走得更远、见识更广。所以,他们可以充满底气地指出长期以来某些以讹传讹的谬误,例如:刘禹锡在《西山兰若试茶歌》中写的那句“斯须炒成满室香”中的“炒”字,含义并非“炒青”的“炒”,而是“熬”,方法是将茶叶直接放入开水中几分钟杀青,是一种脱胎于“羹煮”的原始茶叶食饮方式。福建的畲族人至今仍使用这种原始的杀青方式。日本极个别地方今天还保留这一方式。而从中国烹饪历史、文字演变和唐代出土文物中的炊器类型(多用于蒸煮)来判断,基本可以排除“炒青”技艺出现在唐朝及唐以前。

因此,刘禹锡诗中用了“炒”字,并不能证明绿茶炒青工艺起源于唐朝。刘禹锡是诗僧皎然(陆羽的好友、《茶经》的出版赞助人)的粉丝,年少时曾向诗僧求教诗艺,流连山寺,对于大唐常见的煮茶法并不陌生。实际上,陆羽在《茶经》中并未提及“炒青”,而作为一种烹饪技法的“炒”,在大唐应该并未出现,在南宋有可能也只是小范围地出现,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安国院试茶》诗后自注“日铸则越茶矣,不团不饼,而曰炒青”中涉及的“炒青”概念,应该是对当时散茶颜色或外形特定的描述,因此,今人也不应望文生义,将其理解成绿茶的一种杀青工艺。

《茶之路》团队前往多地茶山,把它们的今时茶味、具体做法与史载古法的对比记录下来,筛选出值得书写的“茶之源”,意图昭然:书写一部“现代茶经续集”。《茶之路》在寻访茶山、茶人的过程中,其研究与写作思路基本上因袭了陆羽在《茶经》中所涉及的要素:茶源、茶区、茶类、茶具、生产、贮存、饮用方法等。

要想绍隆中华茶事,续陆羽之慧命,言必称陆羽是不够的,捧着历代茶书食古不化是不行的,《茶之路》出版近十年仍然能够在印刷数量上吊打若干同类题材的茶书,核心竞争力就在于主创团队的实证精神与茶痴热忱,二者缺一不可。如果陆羽还活着,应该乐于见到这样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团队。

《茶之路》其实并没有对陆羽构成挑战,反而再次证明了陆羽在1200多年前就已具备卓越的前瞻力。陆羽留下的财富,除了《茶经》,还包括可贵的研究品质:精行俭德、求真务实。如果陆羽生活在高铁时代,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茶经》一定会写得更好。

中国寻茶:当学人成为茶人,该有多拼?

《茶经》中的某些纰漏、或由于各种原因被迫留下的空白,一直有学人和茶人在努力查漏补缺。

“茶之否臧,存于口诀”,是陆羽《茶经·三之造》中提出的。至于“口诀”的定义,目前市面上常见有两种释义版本,其一,评判茶叶制得好坏与否,有一套口诀,例如“小锅脚,对锅腰,大锅帽”等关于制茶方式的口诀流行于浙江嵊州等地。其二,茶叶到底好不好,全凭饮茶人的口感。显然,《岁时茶山记》更倾向于第二个版本的定义。

但是,“口感”这个东西,充满了主观色彩,所以,《岁时茶山记》的作者凭什么向见多识广的茶人和学人证明自己的“口感好”?

2022年出版的《岁时茶山记》与《茶之路》的创作有着将近十年的距离。这十年,也是中国茶业格局发生重大洗牌的十年。在《岁时茶山记》之前,《茶之路》已成为文人写作茶山朝圣日志的标杆,而《寻茶中国》则是资深学人在全国寻访茶企、指导茶农具体生产工作过程中形成的“教学日志”。

通往茶山的朝圣之路,前浪凶猛,后浪惊恐。《岁时茶山记》还能开拓一条什么样的赛道?

《岁时茶山记》的两位主笔人陈重穆、徐千懿,一个是法学博士,一个是哲学博士。他们从事寻访茶山、书写常规的“朝圣日志”之类的写作任务,显然有着先天优势。但这种优势往往也是危险的,因为学人的基因是研究与写作,而茶人的基因是种茶与制作,要拼体力,可谓两条不同的赛道。

不过,当学人同时也是茶人的时候,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陈重穆一座座茶山跑下来,看天观茶,不耻下问,同时自己琢磨工艺,尝试用古法或今法研发各种制茶工艺,以身试茶,数年泡在各大茶山,念兹在兹,才有了“茶之否臧,存于口诀”的底气。

实际上,身为学院派,任何学人都不可能、也未必愿意完全摆脱“设备迷恋”和“术语迷恋”,也不是没有甩出大量类于茶多酚、茶氨酸之类名词的本事,但《岁时茶山记》的写作,却严厉抵制了化学概念和时尚名词的诱惑,更多回归于作者在访茶、采茶、制茶过程中的第一手经验,知而后识,有所发现,不止掉书袋,更多的是洞见。

比如说,陆羽身为带货达人,是否要为一次茶会偶然的进言而导致常州民不聊生一事背锅的公案,书中给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判断。

宋代金石收藏家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合著的《金石录》中收录有大量从上古到唐五代的石刻文字拓片,其中有块碑名叫《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碑文中记载了宜兴(义兴)茶叶上贡的始末:大约是在765-768年间,常州刺史李栖筠组织茶会,陆羽也列席其间,并称赞宜兴(阳羡)茶“芬香甘辣冠于他境”,李栖筠于是将茶叶进献给唐代宗。此后,阳羡茶成为大唐的贡茶,年年上贡,妥妥地成为当地茶农的强制性任务。茶农负担日益沉重。正因如此,《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的作者很气愤,将陆羽和李栖筠名字刻在石碑上声讨:“后世士大夫,区区以口腹玩好之献为爱君,此与宦官宫妾之见无异。而其贻患百姓,有不可胜言者!”

为断此案,作者从现存各类史料抽丝剥茧,得出结论:这锅陆羽真是背得冤枉。其实,陆羽的社会地位相对普通,既没有功名在身,又不迎合当时的权贵、不装腔作势,很踏实地了解当时的茶,从实践中得真知,才奠定了他在后世的地位。所以,他对茶的理解是建立在实际历练的经验上,是反复推敲所得来的,这也是他与《茶经》能在历史长河中发光发热的重要原因,也是最值得我们后世学习的地方。

不过,研读史料、裁判历史公案,并非《岁时茶山记》的写作初衷,作者更多的是在精神和实践层面上承继了陆羽求真务实的茶人作风,试图在当下重新去定义“究竟什么才是好山与好茶”。

基于这一初心,所以当年陆羽带货过的顾渚茶,仍然不可避免地进入作者的视线和写作范围之中。实际上,真正去过湖州顾渚山、并且能把顾渚紫笋古今做法进行比较分析、说得头头是道的茶人,为数不多。陈重穆做出了这样的尝试:“那次我们没有采用唐代蒸青团茶的工艺,而是尊重明清以来的做法,用炒青散茶的方式来表达。或许有些人会觉得一定要用类似唐代的工艺才能叫顾渚紫笋,我们倒是觉得,工艺只是表达茶叶香气滋味的一种手段而已,什么样的工艺能够更好地把茶叶的特色与美展现出来,就是好的工艺,不必过分拘泥旧的方式。况且历史上的顾渚紫笋,唐、宋、明、清都是名茶,到了明代清代,它不至于还停留在唐代的工艺,难道那些就不是顾渚紫笋了吗?”

概而言之,最近这十余年来,通往茶山的朝圣之路日趋拥挤,但却是乱中有序。寻访茶山的“朝圣日志”层出不穷,有涉及生产的,也有涉及文化的,但不管是生产还是文化,抑或是对茶的品鉴与审美,归根结底,“好茶”才是重塑中国人对中华茶文化兴趣与信心的基础。当一些茶人与学人步履维艰、笔走龙蛇,致力于论证“好茶的标准”时,其目的不只是带货,更是希望复兴“健康饮茶”这一生活方式,这种自发的使命感,值得点赞。(读者 谢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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