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省茶司改革:普洱茶产业影响最深远事件之一


作者:佚名       来源于:中国茶文化网

1978年,改革开放元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在发生一次巨大而深远的转型,私营经济逐步放开,国企改革稳步推进,“企业有活力,国家有财力,个人有动力”,成为了全国改革的主旋律。

不过,归口贸易系统,体制属中央地方双重领导的省茶司,受旧时计划思维影响依然颇深,不仅出口上行政程序的惯性依旧,制度上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那些清闲的云南省茶司部门职工,靠着大锅饭和铁饭碗混日子。

不过,就在众人“一张报纸一杯茶,吹牛谈天一整天”之时,一场异常彻底,声势浩大的大变革即将来临,这就是普洱茶产业影响最深远事件之一的——省茶司改革。

面目一新的省茶司

第一次变革出现在1991年11月11日,为规范公司名称,为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要求总公司所属的12个省、市茶叶口岸公司按规范名称更名,由此,“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总公司云南省茶叶分公司”更名为“中国土产畜产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

这次更名,对公司的实际经营没什么影响,应客户需求,出口的“云南七子饼茶”绵纸上的公司名称也未变更,但却折射出了管理权限的变化,“省”与“分”的去除,弱化省茶司的地方属性,强调各省茶司只是总茶司的下属单位,也为日后省茶司与分属地方的云南茶苑集团对峙多年埋下了伏笔。

第二次变革出现在邓公南巡后,这也是真正影响到普洱茶产业的一次大改革,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南巡讲话,国企如何从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过渡、如何打破铁饭碗、调动员工积极性、提高企业效率等成为了全国热议的问题,市场开始全面发展,经济极为活跃,而省茶司也决心变革。

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和酝酿,省茶司宣布完全改组原有部门,除部分承担核心保障职能的部门外,其他部门全部打散,三人以上就可自由组合成一个新部门,负责人成为模拟法人。


部门职能上充分放权,实行部门承包责任制,各部门之间可以自行生产、收购、品控、内销、出口,收入分配上,上班时间也打破了过去的8小时工作制,由职工自行商定休息时间。

职员收入上多劳多得,各部门创收所得,在按比例上缴公司后,即可自由分配给部门内成员,同时也要自负盈亏,公司只提供需要偿还的初始资金,人员工资、水电伙食都会纳入成本,觉得自己有能力的,甚至可以选择面积更大的办公室,没有部门要的职工则按待岗处理,只发放基本生活费。

在短暂的混乱后,公司内人员迅速重组,一时间涌现出18个大的业务部门,而三五成群的小部门则多达70多个,每个部门都可以自主经营业务,省茶司的业务面一下子就拓展开来,初步具备了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


普洱茶部的数次变革

为了创收,那几年的省茶司职工充分利用部门优势,承接的业务那叫一个五花八门,比如原包装科职工除了绘制茶品包装外,还接过外部的药品包装,广告设计等业务,比如富华公司职工因为位于经济前沿的深圳,经营过椰汁、矿泉水、雀巢咖啡等众多品类,再比如一些有外贸渠道和资源客户的职工,自行生产了一批批高端外贸级茶品,出口到欧洲、日本、韩国等海外地区。

图片2002年金帆S272盒装散茶,出口欧洲茶品,

相较于其他部门,主管普洱茶的原特种茶部职工面临的压力则更大,这主要是因为库存,当时主销区香港市场都是少量多次的订货,等这批茶叶消耗完了才会来电要求再发一批,而考虑到生产周期和规模效应,茶厂又是大量少次地生产,多的货就先放在仓库,再加上生产的滞后性,以及部分熟茶需要存放散去堆味等原因,很多货都压在仓库里了。

由于历年来的库存积压,特种茶部每年都需要向公司上缴茶叶库存价值的10%,作为资金占用费,再加上银行利息、人员工资、经营成本等各项开支,是典型的重资产经营模式。

另一方面的压力则来自收款周期,当时做外贸都是先进货,再出口,茶叶到货后,通过当地银行向进口方银行委托收款,收款形式有即期信用证收款、远期信用证收款、托收收款等等,如果订货商没有及时付款,库存茶叶所占用的资金压力就会更大。

也正是因为以上原因,特种茶部的经营效果一直不太理想,于是在1996年,省茶司对普洱茶的经营进行了第三次变革,原特种茶部改为“普洱茶部”,后来又分出一部和二部,而公司则继续专管最核心的销法沱业务,沱茶业务也从特种茶部分列出来,由昌金强任沱茶部经理,红茶、绿茶、普洱茶则全部放开。

时代浪潮下的茶厂与茶商

生产端的大变革,也影响到了市场端,由于职权放开,各部门都能到茶厂采购普洱茶,也都能到海外市场找客户下单,港澳头盘商制度顷刻瓦解,南天公司在得知无法保证茶叶专供后,也不再继续下单,再加上香港回归前夕的移民潮,出现了大茶庄抛售老茶库存等情况,一时间香港普洱茶市场大乱,众多老茶货源发生转移。

不过,混乱终究是暂时的,经过数年的摸索与调整,到1998年左右,省茶司改革已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效,完成改革的省茶司,在全国12个中茶分公司和云南省15个外贸进出口公司都名列前茅。 

此时,自由交易的茶叶市场也已初具雏形,只要你带着预算和意愿来到省茶司,就有人能带你找到茶厂和原料,定制出属于自己的茶品,一时间,港台茶商、福建茶商、广东茶商,乃至东南亚茶人,韩国茶人都通过省茶司旗下的各个部门定制茶品。

与此同时,原先的普洱茶定点生产企业制度也不再符合时代需要,省茶司就将这些订单分散到众多茶厂,也刺激原先的几大国营茶厂转变经营策略。

其中,效益低下的昆明茶厂,从地价昂贵的老螺蛳湾市场附近搬到市郊的十里铺,由原昆明茶厂审评科长带领部分旧员工继续生产,其他员工或转职,或改行,不复昔日繁荣。

而本应破产倒闭的勐海茶厂,则在阮殿蓉厂长的带领下起死回生;下关茶厂则依然是国家指定的定点边销茶生产企业,业务短暂低迷后就迅速崛起,成为当时的茶企龙头。

茶叶市场变天,诸茶企曲折求生存,巧合之下,原大渡岗茶厂供销科副科长陈世怀与富华业务员太俊林合伙创业,在易武建立昌泰茶行,首批茶品即为99易昌号,而为台湾茶人定制易武茶的芳村茶人叶炳怀,遇到了正寻求来料加工业务,缓解茶厂资金困难的勐海茶厂厂长阮殿蓉女士,开启了勐海茶厂来料加工茶历史。

到2002年左右,珠三角地区吹起一股普洱热,很快就蔓延到了全国,一时间,普洱茶成为了人们最关心的投资品,省茶司更是门庭若市,订单量直接爆满,面对这些海量订单,省茶司只好授权给许多小茶厂生产。

这些茶品,大多使用最经典的“云南七子饼茶”包装,但内飞上大多没有茶厂名称,而是“中国土产畜产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出品”,或者是八中茶标,有些茶商的定制茶还有差异化需求,比如要求自己选择原料、绵纸,在茶饼里夹些红金丝带、大叶片,或者直接在绵纸上印个记号等。

混沌未明的市场,五花八门的定制茶,真假难辨的八中茶,有人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有人将这一时期的茶品一棒子打死,而真相其实是茶叶总体产量大增下,劣茶的数量自然也会随比例一并增加。

而且,并不是说这一时期没有好茶,正相反,很多定制茶的品质还高于常规厂货,只是当时因为各种原因不被看好,后来才被市场发掘,如99易昌号,99大渡岗,以及勐海茶厂来料加工时期的很多定制茶都是很好的例子。

回顾这段历史,90年代定制茶品大量涌现的黄金时代,离不开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离不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离不开港台市场对普洱茶的旺盛需求,更离不开富华公司的牵桥搭线、各地茶人的制茶心愿、以及省茶司的充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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