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战事进入扫尾阶段，趁此间隙，左宗棠拟订甘肃省茶务章程，以扫清历任积弊，发展陕、甘经济。

陕、甘茶务，依托“茶马古道”。这是一条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商贸通道，兴于唐宋，盛于明清，是中国内地茶商“以茶换马”的主道，也是“丝绸之路”的一条主干线。

“以茶换马”的主要原因，在于湖南、江西一带属山区，交通运力主要靠马，本土却不产马；甘肃的回族、蒙古族，以肉食为生，肠胃的油脂只能靠茶叶消化，一天不喝茶就会身体难受，三天不喝会生病，长期不喝会有生命危险，本土又不产茶。

一条“茶马古道”，满足了南、北两地百姓互通的需求。

清朝立国之后，茶务在乾隆年间整顿，由西宁司、庄浪厅、甘肃省城之皋兰县经理。甘肃茶务经营仿食盐经营，采用“茶引”制度。甘肃共设茶引二万八千九百九十六道，每引正茶一百斤。凭借权力垄断“茶引”的商人，每年需向国家缴纳正课税白银八万六千九百两，杂课税四万一千九百两。

1851年太平军兴，湖南首当其冲，成为主战场，“茶马古道”横遭破坏，茶商也被打跑，茶马交易一度中断。清朝茶务，著名的有甘肃湖茶、四川边茶，待左宗棠初定陕、甘，此时囤积压货，均达十余年之久。

左宗棠与湖茶结下不解之缘，可以追溯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那年，他用在安化小淹陶家教书所得的九百两白银，在湘阴柳家冲买下七十亩田地，建成柳庄。

那是一段值得留恋的日子。从湘潭桂在堂迁回湘阴柳庄，左氏心情无比畅快，他“日巡行陇亩，自号湘上农人”，每天亲自参与耕种。那些日子，他亲身实践科学种田，写成《朴存阁农书》，发明“区田法”，推广后解决了附近农民的饥饿问题。

左宗棠教书所在地安化小淹，是山西、陕西茶商的聚集之地，每年都有大批的茶贩往来。左氏留心观察，发现安化茶叶以小淹为圆心，周围百里内的茶叶最好，产量也最高。

1846年，三十四岁的左宗棠从小淹运回茶苗，在“柳庄”自辟茶园栽种，开创了湘阴县培育茶叶产业的先河。四子左孝同的说法可以印证：“府君于柳庄艺茶、种树，期尽地利。湘阴产茶，实府君为之倡。”

左氏在《上贺蔗农先生》中自述：“宗棠自耕之田，略以古农法之便于今者行之，闻甚良，惜细雇辈尚未能尽如其意也。茶园所入，今岁差可了清国课。逐渐增加，于人事不无裨益，倘更桑竹之利成，其可以存廉耻而广惠爱者大矣！”左宗棠按自己发明的新的“区田法”种水稻，比起古代农书的种田方法，产量要高，他单凭种茶的收入，就可以交清国家的农业税，他还计划栽桑树养蚕抽丝，种竹子编农具送人。那段日子，他不但沉迷于学习古代种茶技术，还亲身下地劳动。

五年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左宗棠乐于田园，依然不问世事，闲居在湘阴“柳庄”，精心料理他的茶园。三十九岁的他，在给长沙朋友贺瑗的信中，这样描写耕种农家的趣味：“山中小笋，新茶风味，正复不恶。安得同心数辈来吾柳庄一聚语乎？……兄东作甚忙，日与庸人缘陇亩。秧苗初茁，田水琮琤，时鸟变声，草新土润，别有一段乐意。出山之想，又因此抛却矣。”

每天感受大自然的蓬勃生机，他以为人间至乐，不但不想出山办事，甚至想邀三五好友到“柳庄”来陪他喝茶聊学问。

安化当年流行一首《茶歌》，家家户户传唱，堪比流行歌曲，左宗棠平时往来两地，也听会了。他自采茶叶时，自得其乐地哼唱：

二月花朝初开天，双双对对整茶园。

哥施肥来妹淤土，谷雨多摘白毛尖。

三月清明茶发芽，姐妹双双采细茶。

双手采茶鸡啄米，来来往往蝶穿花。

谷雨采茶上山坡，男男女女在一起。

心想和妹来讲话，筛子关门眼睛多。

布谷声声叫得欢，农家四月两头忙。

插得秧来茶已老，采得茶来麦又黄。

在安化的这段生活见闻，多年后仍记忆如新。左氏在与陕西布政使谭钟麟的通信中如此回忆：“至新芽初出，如谷雨前摘者，即小淹亦难得。每斤黑茶，至贱亦非二三百文不可得也。”

在左氏的印象里，当时湖南流行两句茶谚。一句是：“安化山里不作田，三个月茶阳春吃一年。”意思是安化山多田少，稻谷不丰，但有“采不尽的茶，剥不尽的麻”，每户茶农单凭卖茶叶，就可以管一家全年温饱。一句是：“宁买安化草，不买新化好。”意思是新化的真茶，还比不上安化的草好卖，这句话见于《安化县志》，可见其时的品牌效应。

安化好茶叶不够卖，当地农户只好掺假。当年安化茶分上、中、下三品，上、中两品不能做手脚，茶农便拿下品做文章，多以柳树叶、茅草、栗树叶冒充，真茶叶不过十分之一二。左宗棠早年亲见，将这些都记于文章中。

陕、甘“茶马古道”中断后，南北两地茶、马积压，浪费严重，官员尝试恢复。

1865年，陕甘总督杨岳斌尝试恢复，计划在陕西设立官茶总分店，并撤销各省、局设立的茶叶税务关卡，以吸引茶商，遗憾没有落地执行。

1866年，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前面五年忙于剿捻、定回，根本无暇顾及。1872年农历二月二十七日，写这封家信时，他已从繁忙的军务中抽身出来，对茶务大刀阔斧改革：

一、将国家垄断经营的“茶引”，改为自由竞争市场的“茶票”。历史旧账一刀切断，“行一引之茶即纳一引之课，从前积引不准代销，庶免移新掩旧之弊”。

二、清理杂课税，豁免以前茶商因战争原因而欠下的税款。过去每引有捐助、养廉、充公、官杂四项杂课，纳银一两四钱。新政之后，“正课百余万两且归无着，更何可征收杂课以累新商？与其徒杂课之名，致妨正课，曷若蠲除陈课之累，以救新课”。

三、清理已经不能承引的商人，尤其是手握大量茶引但资本已经微薄的晋商，大力培育陕西泾阳各县“力能承引之商”，吸引他们去陕西先开官茶总店“试办新引”，同时增设南柜。

左氏“茶务新政”之前，朝廷曾在甘肃设有东柜与西柜。东柜茶商由山西与陕西商人承办，人称东商；西柜则由回族商人承办，其中以陕西籍回商居多，人称西商。左氏新增设南柜，目的是招来南部的商人，其中绝大部分是湖南人，人称南商。征得朝廷同意后，左氏充分开放自由市场，让商人间展开竞争，“新商与旧商各领各票，各不相涉”。这一规定让新增设的南商迅速壮大，后来居上，形成“东商仅十之三，南商十之七”的局面。

此时南柜的茶叶，除部分来自四川外，大部分来自湖南长沙府安化县。湖茶经湘江入长江，运到湖北襄樊，再通过陆路运到陕西泾阳，在泾阳统一加工，压制成块，称作砖茶；再销陕西、甘肃、青海、西藏及蒙古，其中部分卖进俄罗斯。

为了调动南商的积极性，左宗棠对南柜制定优惠性的政策规定：一引配正茶八十斤、副茶二十五斤，只收三两白银的正税，不收杂税，由湖南运茶到甘肃的厘税，“酌抽二成，其余八成以各省在积欠甘省协调项下分年划扣”。“茶务新政”之后，全国市场统一规定，每票配茶五十引，包装后正茶为四千斤，每包一百斤，分成四十包，另加副茶一千斤，每包二十五斤，为弥补正茶损耗之用。

当时贩茶运往陕甘的正课税，每票缴纳二百四十三两六钱白银。如果进一步销往新疆，到哈密关卡时需增缴二十两。运到新疆销售店后，又得缴纳票税八十两、厘金二十两，也就是说，新疆茶商每票需缴纳正课税三百六十三两六钱白银。

左氏增设南柜的创新之举，不但活跃了大西北的茶马市场，更直接带动湖南茶叶产业的升级换代。

吴觉农在《湖南茶业报告书》中记载，南柜设立后，湖南茶叶极盛时年产量达一百万担之多，仅长沙府安化一县，包括东坪、桥口、黄沙坪、西州等地八十余所茶庄，年产茶就近八十万箱。其中“红茶销俄者约占百分之七十，英、美仅占百分之三十……嗣广帮中兴，由香港销英、美之红茶约增至百分之四十，余百分之六十仍由恰克图销于俄国”。

饶有趣味的是，在安化“湖茶”的带动下，湖南俨然成为全国的“茶叶大省”，甚至连远隔百里之外的平江，茶叶产业都跟着蓬蓬勃勃发展起来了。《平江县志）记载：“红茶大盛，商民运以出洋，岁不下数十万金。泉流地上，凡山谷间，向种红薯之处悉以种茶。”

显然，“湖茶”空前大繁荣，得益于左氏“改引为票”制度的成功。

其成功程度如何？有数据为证：左氏改革之前，甘肃省政府每年只能发出两千多引，到1873年“改引为票”正式推行，第一年便发出八百三十五票。每票五十引，总数达四万多引，骤然间增长了近二十倍，当年甘肃省茶税便高达二十三万三千四百两之多。

左氏为鼓励“湖茶”在西北发展，向朝廷保举湖南籍道员朱昌琳为南柜领袖，并亲自出马担任陕甘茶马使。左宗棠的养廉银也从茶叶税中提取，每引收四钱三分六厘。历年下来，陕甘茶马使养廉银居然积聚了三十八万两之巨，他一文不动，全存于府库。

1876年，左宗棠移营甘肃酒泉，钱粮一手托付给陕西巡抚刘典。左氏订立规约：三十八万两茶马使养廉银不能挪作西征军费，只能留给下任总督，备做西北急需之用。刘典依言保管下来，全部捐做政府公益基金。今天的兰州黄河大铁桥（现名中山桥），就是用左宗棠这笔捐款修建的，用度还不到一半就建成了。大西北其后历年平安无事，继任者都没有理由随便动用这笔巨款，余款直到民国初年才用完。

左宗棠在陕甘施行的“茶务新政”，后世评价如何？

1942年出版的《边政公论》期刊，一篇《历代茶叶边贸史》这样写实评价：“左氏之制施行以来，以挽回咸同年间西北茶销停滞全局，亦即奠定六十年来西北边销之基地也。”

文/徐志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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