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自带一种行走的属性，它有筋骨，有韧性，也有耐性，在千万里的路途中，在数十年、上百年的时间里，一直向着远方延展。

曾经有这样一条繁盛的商道，它由狭长绵延的小径、跨越激流的吊桥以及一个又一个潜藏着故事的马店驿站组成，如今它淹没于长山大水之间，然而，20世纪90年代，有一小群人再度踏上这条长路，从此展开了一段茶马古道的历史。

当年正是木霁弘、陈保亚、李旭、徐涌涛、王晓松和李林这六位青年第一次开始了茶马古道的探秘，因此他们被誉为“茶马古道六君子”。而其中之一的李旭正是本文作者，这30多年来，他无数次由横断山脉东部的云南、四川深入青藏高原，一直行走在古道上。

无论是普洱茶行进千里，还是无数茶人循茶香而来，与茶有关的行走其实从未停止。

历史上，随着茶马互市和茶与山货贸易为主的汉藏物资交流，两地文化的交融，以及政治、军事的关联，中国西南地区的交通不断开拓，川藏、滇藏之间横跨横断山脉直抵青藏高原的茶马古道日益成形，并于清代形成了成熟而完善的交通网络。茶马古道如同经纬之网，壮阔地覆盖了整个中国西南地区，乃至东南亚、南亚等地区。茶马古道几乎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换句话说，是千百年来的原住民族、生意人、赶马人和骡马摸索踩踏出来的。以我实地行走的勘察来看，除了在所经过的城镇、村庄附近有人为修筑过的道路痕迹外，所谓的茶马古道，也就是山溪冲刷出来的乱石嶙峋中时隐时现的一道印迹，是在白浪滔滔、汹涌奔流的江河畔浓密丛林中扭曲延伸的一条缝隙。有一些路段，由于多年没有人行走，已经荒芜湮灭，几乎难寻踪影。即便如此，汉藏等各民族群众在这样的条件下，突破山高水急、无常气候、泥石流频发等自然困境交通往来，生生踩踏出这条“历史之路”。

中华汉地的植茶、制茶和饮茶之风源远流长，在唐朝开元以后，中原内地的人们已经“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更显著的是，饮茶之风已“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南方的茶和北方的酪后来合为一体，成为蒙古族挚爱的奶茶、藏族挚爱的酥油茶，这“茶乳交融”中是名副其实的南北统一。

从纪元起至7世纪，生息于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古代藏族逐渐兴起，向北发展到青海、甘肃，向东发展的一支，沿雅鲁藏布江到了喜马拉雅山南麓和横断山脉区域的四川西部、云南西北部，甚至缅甸北部，已很接近产茶的地区，这样他们自然就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发生联系，云南、蜀川乃至中土汉地的茶叶因此而进入青藏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到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吐蕃，641年文成公主进藏，藏族已全面与汉族来往，他们接触到汉族的茶叶已不是什么难事。有人甚至认为文成公主进藏的嫁妆中就有茶叶，但不见记载。最早有藏史记载的是：吐蕃初无茶，松赞干布的曾孙都松芒波杰赞普久病不愈，听闻茶可治病，遂遣人赴内地寻取。后一大臣在一片浓密的内地森林中找到茶叶，返回吐蕃献给赞普，赞普饮罢茶水，病便痊愈，于是吐蕃有了饮茶之俗。另在李肇的《唐国史补》中也记载了常鲁公在公元781年出使吐蕃时带去茶叶的故事。可见，唐朝时许多内地名茶已传入西藏，只不过藏族养成喝茶的习惯稍晚于当时的中原内地，而且是先从上层王公贵族开始接受茶叶的。

当时唐朝的茶业如何呢?史学家许倬云先生说：“唐代种茶与制茶的技术都已专业化，剑南、江南遍处有名茶为特产，出现专门的制茶作坊，脱离了农舍做茶。茶的种类繁多，也有集中的茶市，白居易的著名诗篇《琵琶行》，提到浔阳的茶商离家前往浮梁买茶，数月不得归来。茶作为有价值的商品，销售数量也大，唐代政府竟可在出茶州县及运茶要路口收取茶税，每十税一。据《新唐书·食货志四》记载，贞元九年开征茶税，一年可得税钱四十万缗，可知当年茶的销售量至少有四百万缗的价值。”经济史家傅筑夫先生也指出：“茶成为唐代的一种新商品，是最好的贩运对象，故足迹遍天下的商贾，十九都是茶商。”傅先生在此所言的“天下”，当包括青藏高原的吐蕃在内，占到唐朝商贾绝大多数的茶商，势必已将茶叶贩入藏族同胞居住区。2006年，世居四川甘孜州泸定县兴隆镇沈村的明、清沈边土司后人余启仁先生，公布了一张立于明代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为解决争夺边茶商贸中心的《万历合约》，合约一开始就写道：“立约新官余景冬交冷、沈耆宿一十三枝。切缘西域易茶始自唐时，蛮客(藏商)惟知冷、沈投落买茶，历年无异……”明代的官民耆宿已认定与藏族人易茶始自唐时。

由此可见，与大唐以战争、通婚和亲以及贸易等各种方式交往了几百年的吐蕃，得到各地所产茶叶，实为情势中事。在藏文史籍《藏汉史集》之《甘露子海》篇中，又曾以大量篇幅，对产于内地的16种茶叶的特点和优劣，食用方法和医疗功效，作了详尽的描述和介绍。这一方面可见茶叶对藏族的重要性和他们对茶叶的深入研究，另一方面也显示汉藏间的交流已达到很深层的地步。

必须指出的是，藏文里的“茶”就直接借自于汉文的“槚”，至今藏语“茶”的发音仍同于唐代汉人所称茶的“槚”(jia)，而且，藏语里把汉人称为“甲米”(jia-mi)，汉族地区称为“甲拉”(jiala)。“米”就是“人”，“拉”就是“地”，也就是说，对藏族人而言，汉人就是茶人，汉族地区就是产茶地。

跟汉族饮茶不同，酥油茶的制作方法，是将来自内地的紧茶(如砖茶、沱茶类)弄下一块放入锅中，久熬成浓汁，把所熬茶汁倒进木制的酥油茶筒，再加入酥油、盐及其他香料，用一带叶片的“搅棒”在茶筒中上下抽动，使其水乳交融，然后用一竹篱子滤进木茶碗就可饮用。如果是在野外放牧或行走于路途，打酥油茶就没有如此讲究，一般是将水放在一个便携的铜壶里烧开，放入茶叶和酥油，用开叉的小棍搅动，再倒入茶碗即可饮用。寺院则用大铜锅煮水，以哈达等包裹茶叶煮熬酥油茶。在藏族同胞居住区，茶叶最大的买主就是寺院，这亦为茶马古道贸易的一个很突出的特色——遍布茶马古道沿途各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作为茶叶的集散中心和最大的消费点，大量终日念经修行、需要茶叶来醒脑安神的僧侣是一大消费群体，再加上数百万嗜茶成性的藏族民众，对茶叶的需求量之大可想而知。2012年，拉萨格鲁派三大寺之一的色拉寺整修，将昔日的煮茶大铜锅抬置大殿外，我意外在其中一口大锅的内侧，发现了一段藏文铭文，经曾在西藏社科院工作过的索朗顿珠翻译，大意为：“非凡享受之聚集，渊源无尽之宝藏”。可见在藏族群众心中，茶叶有多么珍重!

茶叶一经传入，因它富含高原人们需求的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具有助消化、解油腻的功能，迅速使它成为肉食乳饮的藏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从接触到内地的茶起，上自王公贵人，下至平民百姓，藏族民众饮茶成风，纷纷争相竞求。到唐末宋初，藏族民众已普遍饮茶，对茶叶有强烈的依赖，藏族民众历来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说法。这也正如民族史学家任乃强先生所言：“吐蕃崩溃后，部落数千家，小者百余户，各有酋长，不相统属……惟其时中夏需马，蕃人嗜茶，互通有无，商业勃兴。茶马市易，成为西陲第一要政。”酥油茶可以说是生活在高海拔地区的藏族的一大发明，是藏族人民一天都离不开的主要饮食。不管世界各地的人们如何喜爱喝茶，也不管他们如何喝茶，都远远不及藏族人民对茶叶的渴求。

本文节选自

《汉藏茶饮与茶马互市》

作者丨李旭

供图丨李旭、钟明

原文刊载《普洱》杂志

2022年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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