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将自己最有好奇心的一段时光交付给了云南众茶山。不是问茶，也不是为了把当时寂寂无名的普洱茶以文化的名义推荐给世人，尽管从1999年至2020年这21年间，我曾写作、出版了有关普洱茶以及茶山文明的三部著作。三部茶书产生了多大的实际意义，有什么“弦外之音”，我没有评估过，也没有藉此成为一个论道卖茶的茶商，因为我很清醒——之所以花那么大的心力和那么多的时间奔波于茶山之上，我是在寻求支撑我文学理想的精神策源地和诗歌美学空间，以及众山之中普遍存在的神迹和寓言。茶山上的傣族、布朗族、拉祜族、哈尼族、香堂人以及“山头汉人”，他们所承袭的文明和看待世界的视觉和态度，对我而言，无疑具有“探险”与“发明”的诸多品质，令我着迷，一座座山门打开，我的眼前，全是金灿灿的宝藏和未知的奇异之物。书写它们是我自主的使命，茶书只是我写作谱系中的一种，轻或重，苦或香，不是因为文字，而是来自茶叶本身。

以“身份”而言，杨普龙是个文人，饱读诗书，写锦绣文章，研习书道，醉心茶和茶陶，换在古代，这样的人，定然是白衣飘飘，骑鲸捉月，天作高山，快活得像仙神一样。可是这些年，或曰为稻粱谋，或曰为普洱茶查找真正的品饮者，或曰让普洱茶的每一张叶子都能找到出生的那一根枝条，他像青年时代的我那样，不停地奔走在一座座茶山之上，而且远比我深入、具体、客观。我把茶山上的杰出茶人指认为茶神，他则把茶神恢复为茶人——有血有肉有缺失。我把孔明山指认为基诺族人的人间天堂“司杰卓密”，他则把那地方当成有可能出产好茶的一位单纯的山峰。南糯、布朗、巴达诸山，我均有奇遇，书写过有关它们的神话，他却更迷恋这些山峦中更靠近人世的那些现实元素。道理很简单——他已经有效地把自己的身份转换成了一个认死理、爱较劲和无比尊重实相的茶人。记得有一次，他郑重地送了我几饼茶，说让我一定要“留着自己喝”，千万别送人，否则可惜了云云。有时候我是个经验主义的信徒，见他送我的茶产自巴达山，便有些不以为然，甚至觉得他对茶山见识不多，把牛犊子成了运送贝叶经的白象。可是，当我真的把那茶放入沸汤，饮入口中，突然有了汪曾祺初食云南干巴菌时的感受：“初看像牛粪……入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大意)”。我不禁自问：巴达山有如此好茶?我的朋友们都知道，那时候我迷恋的茶叶都来自“银生城诸山”，易武、倚邦、蛮砖、莽枝、革登、基诺，古六山也，真的没有把心思寄托在巴达山上。后来，接触稍多，渐次看清了一个人——杨普龙做茶，从来不盲从于经验与传统的说法，他想做的茶他也不知道生长在哪一座山上，所以他奔走，茶叶是未知之物，只有在他抵达了，确认了，知道了未知之茶的好处之后，他才会动手，犹如在天空中捉鸟，从来不管鸟从何处飞来，也不管这好茶隶属于哪一座山峰、哪一片云雾、哪一个族群。

我曾有过一本茶山之书，名曰《八山记》，浅陋的文字曾念给古六山、南糯山和布朗山听过，八山沉默，不置可否，带着茶香的清风一吹，那些文字都入土做了茶树的肥料。但还是有一些老年读者或心理老年化的读者质问：“不是六山吗，为什么是八山?一派胡言!”我一笑了之，不辩，不语。杨普龙写《新八大茶山》，把江内的古六山全放到了文字外面，专心于大勐龙、南糯、格朗和、勐宋、贺开、布朗、巴达、景迈八山，我视其为他的茶国，他的小世界和安身立命处。大理生于幽微，触目皆是实据，勘访与体认并不是一味的交由文字去处理，而是交由他的足迹、证见和心智去呈现，弥足珍贵，令我双目如净水洗过。命名的问题，如若此书流布，想必又会有人腹谤和口非，我视其若茶山上的蝉叫，众音也，非关正道，也愿杨普龙无耳听从。在我看来，也许此书最大的功劳，就在于杨普龙把我们长期无视的一些茶山，充满敬畏地摆到了世界的茶桌上。是为序。

雷平阳

2022年7月3日，昆明

雷平阳：著名诗人、散文家、书法家，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云南省作协副主席。出版诗歌、散文集四十余部，十月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诗刊年度大奖、鲁迅文学奖等众多国家级重要奖项获得者。著有《普洱茶记》《天上攸乐》《茶神在山上》等茶文化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