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浙江运河与宋代浙茶

大运河浙江段主要包括：江南运河嘉兴-杭州段、江南运河南浔段、浙东运河杭州萧山-绍兴段、浙东运河上虞-余姚段、浙东运河宁波段。宋代的浙江大运河水系同样为浙江宋茶之兴作出了重大贡献。

1.运河与“江景房沉籍”事件。

宋太祖赵匡胤建宋后先后消灭荆南、后蜀、南汉、南唐等封建割据小王国，最后南方只留下两浙地区的吴越王国。吴越王国的税率高于他国数倍，其中最重要的一块就是茶叶。如太平兴国丙子年(976)一年，吴越国就连续四次向宋太祖进贡“茶叶八万五千斤”，足见吴越国的富有离不开茶叶。

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五月，浙江开化人江景房随吴越国王钱俶从杭州到京城开封向宋朝廷呈送《纳土表》，表示归顺之意，拥护宋的领土统一。同时，江景房又奉钱俶旨意，将吴越国的地图和户籍赋册全部送往宋朝廷。

清明上河图城门收税画面

宋朝廷在全国统一之前，各小国所收缴的赋税标准高低不一，惟独吴越国所属的江、浙两地的赋税最重，每亩高达三斗，其他各小国每亩只收缴一斗。江景房对此赋税政策感到不安，他认为：如果朝廷再根据这份户籍，全数收缴赋税，那么吴越农民的负担就太重了。他趁水路运送图籍进京之际，毅然将图籍沉入运河。

江景房两手空空入京请罪，宋廷得不到图籍，失去赋税依据，宋太宗大怒，要治江景房的死罪，幸好朝中众多大臣为其保奏，江景房才得幸免，被贬为沁水县尉。不久，他还乡卜居桂岩(今属开化县)，躬耕到老死。欧阳修还曾写文章充分肯定江景房的义举。(见元张枢：《景房公沉籍记》)

2.浙江运河与宋代浙江茶业。

宋代茶业随着国家基本统一后的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逐步走向了鼎盛时期。浙江在北宋时期是富庶的大后方，在南宋时期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具有运河和海上运输之便，加上经济文化发达、环境气候优越、生产技术领先和国家的高度重视，都为茶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浙东、浙西两路(相当于省级行政治权)州州都产茶。按国家控制的茶叶专卖(榷茶)口径统计，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全国榷茶2306.2万斤，其中两浙路的杭、苏、明、越、婺、处、温、台、湖、常、衢、睦12州为127.9万斤(陈椽：《茶业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第59页)，其中8州处浙江运河水系。苏州、常州虽然当时归属两浙，但由于北宋时期正逢气候进入寒冷期，腊月时节整个太湖都结成厚冰可行车马，所以苏、常二州茶叶产量所占份额并不高。到南宋时期，浙江茶叶产量在全国所占份额大增。

据《宋会要辑稿·食货》载，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全国所产茶叶为17811844斤(一千七百八十多万斤)，两浙东路为1063020斤(100多万斤)，其中绍兴府385060斤，明州府510435斤，台州府19258斤，温州府56511斤，衢州赴9500斤，婺州府63174斤，处州府19082斤;两浙西路4484615斤，其中临安府2190632斤，湖州府161501斤，严州府2120160斤，常州宜兴6122斤，平江吴县6200斤(陈椽：《茶业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第62、63页)。P27从这个统计可以看出至南宋，浙江无一州府不产茶，而且浙江茶叶产量在全国占有很大的比例，除去今属江苏的常州宜兴和平江吴县12322斤，浙江仍余5535313斤(五百五十三万多斤)，在全国茶叶生产总量所占的份额从北宋初(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的5.5%上升为南宋初期(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的近三分之一。其运输主要也得赖于运河浙江水系。

新华社记者江汉 摄

3.宋代浙江运河对茶业贸易的贡献。

浙江茶业兴旺也表现在对外贸易上。北宋继第一个海外贸易管理机构——广州“市舶司”之后，又陆续在杭州、明州、泉州、密州设置市舶司，在秀州、温州、江阴设置“市舶务”，为朝廷“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见《宋会要辑稿》)可见浙江的杭州、明州(宁波)、秀州(嘉兴)、温州在宋代已成为重要的通商口岸。

南宋时，朝廷设八个市舶司，浙江占四个，分别是秀州澉浦(今嘉兴海盐)、杭州、明州和温州，其中三处都是浙江运河的重要接点。朝廷还在明州设高丽使馆，专事与高丽(今朝鲜半岛)官方往来及海上丝、茶等贸易事务，今遗址尚存。

宋刘松年《围炉博古图》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茶具和茶一样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商品，浙江和全国各地窑口一起，尽力扩大外销订单，宋代茶器具随瓷器一起在海外全面开花，产生了久远的影响。能够弥补文献记载的最有力的证明是出土出水文物。1975年在韩国全罗南道新安郡海域发现的“新安沉船”出水遗物是22000多件，中国陶瓷占20691件，其中龙泉窑产品生产年代为南宋后期到元代中叶。出水瓷器中的茶具大致有以下几类：碗(2000多件，约14%)、罐(170多件，约1.2%)、执壶(150多件，约1%)、盏托(20多件，约0.1%)，还有少量杯、盒、石磨、研磨碗、杵等，其中还发现有建盏、茶叶等物品。这也可佐证当时海上贸易，茶和瓷都是重要物资。新安沉船出水的石磨与刘松年《撵茶图》所绘石磨形制完全一致，这弥补了国内出土文物中未见此物的缺憾。(完)

作者：陈永昊，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浙江农林大学茶文化学院特聘教授。*本文刊载于本会《茶博览》杂志。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

图源：新华社 杭州运河发布等

来源：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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