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自古擅于修史，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的史官，然而普洱茶这个远在云南边地的小茶种，显然是不入史官法眼的，在清代以前的正史里难觅普洱茶的踪影。关于普洱茶的记录也只散见于一些文人的风物文章里，直到清代才有阮福的一篇小文《普洱茶记》为普洱茶命名。所以，我们很难系统地去学习普洱茶的历史，当然这并不妨碍大家热爱普洱茶。我们从普洱茶的历史长河里拎出一些关键词来，让大家能够用最快的速度厘清普洱茶历史的脉络，当然这些脉络都是粗线条的，笔者在此算是抛砖引玉，希望引起更多的有识之士，对普洱茶的历史做出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明代：“普洱”两个字出现

普洱茶得到命名，是在明代。

普洱茶的出现，和普洱建制的设置直接相关。今普洱市中心地区思茅区、宁洱县一带，宋代大理国时期称为“步日部”，先属威楚府，后划归蒙舍镇管辖;元代改“步日部”为“普日部”;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改“普日”为“普耳”，属元江军民府之车里宣慰司地，万历年间，“普耳”又正式改称“普洱”。因普洱产茶，这里的茶，就被称为“普茶”或者“普洱茶”。

地理标识的出现，虽让普洱茶获得了最初的身份证，但仅仅凭借一个原产地的“普洱”名号，尚不足以让普洱茶成为名茶。明代是我国古代制茶发展最快、成就最大的一个重要时代。这一时期，茶叶在技术革新、茶种等方面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色。明朝洪武元年，朱元璋废止了过去的一些蔽制，在茶业上立诏置贡奉龙团，这对制茶技艺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在明代，通过一系列统治制度的建设和大规模移民政策的实施，明朝中央政府实现了对云南的直接统治，云南的社会经济文化在此时期获得了重要发展。这一时期，也是云南茶得到较大发展的时期。其重要标志就是，云南开始出现了一比较有名气的茶类，如昆明的太华茶、大理的感通茶和湾甸茶、永宁“剪刀粗茶”、车里的“普茶”和昭通的“乌蒙茶”。

这些茶中，普洱茶的名气越来越大，逐渐盖过了其它茶类，成为云南茶的代表。万历《云南通志》载：“车里之普耳，此处产茶，有车里一头目居之。”还只是简单说明车里的“普耳”一地产茶，而万历年间博学广识的谢肇淛在《滇略》一书中则已经提到云南“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这说明当时在云南流通全省，销量最大的当属“普茶”。而明末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更有“普洱茶蒸之成团，西番市之。”的重要记载。这里的“西番”就是指西藏。这说明在明代，普洱茶除了行销云南全省之外，主要销售地点就是藏区。此外，方以智的记载还值得留意——这是“普洱茶”一名最早见于文字的记录。

此外，在明代，普洱茶还形成了自己最具代表性的制作工艺——“蒸而成团”的团茶。也就是说，在明代，普洱茶工艺初步成型，成为压制茶。这一工艺，一举改变了明代以前普洱茶的粗糙样貌。而普洱茶的主要原料——大叶种茶，也是天然最适合制作紧压茶的茶种。普洱茶若以散茶、绿茶的形态出现，在早已被内地茶、江浙、福建茶定义了的中国茶谱系中，作为大叶种茶的云南茶毫无优势可言，不仅形态粗陋，而且霸气的味道也很难让人接受。而一旦蒸压成紧压茶，原先的劣势就成了优势，不仅形态美观，而且味道通过蒸压工艺和一定时间的陈放也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开始甘爽可口了。正是因为紧压团茶的制作工艺展示出了普洱茶的优点，普洱茶开始成为贡茶，受到朝廷赞赏，除了藏区之外，每年还有少量普洱茶销往内地，天启年间达到了每年400多担。

正是在明代，普洱茶得到命名，获得了自己的身份证，惊艳亮相。但普洱茶得到命名后，直到清代，才进入自己古代时光里的黄金时代。

清代：“普洱府”的设置

清代在云南建立更加巩固的统治，茶叶市场进一步扩大，普洱茶获得了更大发展。清顺治十八年，清政府同意五世达赖喇嘛的要求，在北胜州(今丽江永胜)建立茶叶市场。清乾隆十三年，丽江府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在丽江建立茶市，商人领引后赴普洱府买茶贩往“鹤庆州之中甸各番夷地方行销”。其时，贩茶入藏，每驮抽税银四钱五分，年解银三百七十九两五钱二分，相当于八百四十三驮。藏区对茶叶的大量需求，极大地刺激了云南的茶叶生产，普洱茶开始作为大宗商品开始大量进入藏区，进入内地。为了规范市场，清政府规定云南藏销茶为七子饼茶，每七圆为一筒，重七七四十九两。据《清朝通典》记录，当时政府每年发茶引三千，每引卖茶一担，则每年卖茶3000担，每担是100斤。清代每斤重是596.82克，则每年由政府课税后销往内地和藏区的茶叶有179吨。普洱茶商贸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内地人到六大茶山种茶、贩茶。其中石屏人很多到了易武茶区，他们的后裔现在仍在易武茶区种茶、制茶。

清代普洱府的设立，进一步扩大了普洱茶的生产和贸易，极大促进了普洱茶的发展。清政府在西南地区推行大规模改土归流的政策背景下，云贵总督鄂尔泰奏请雍正同意，于雍正七年(1729年)正式设立了普洱府。普洱府辖宁洱县、威远厅(今景谷)、他朗厅(今墨江)、思茅厅(管辖今思茅区及六大茶山)、车里宣慰司。车里宣慰司本来管辖十二版纳地，设普洱府时将江内六版纳归普洱府直接管辖，车里宣慰司辖区只剩下江外六版纳。普洱府成立的同年，还在思茅设茶叶总店负责管理六大茶山茶叶贸易及相关贡茶事宜。普洱府的设立，扩大了普洱茶产区，尤其是将车里宣慰司管辖的江内六版纳，也就是今日版纳州勐腊县境内所谓的“古六大茶山”地区划归普洱府思茅厅，使普洱府成为茶叶的集中产区，也使普洱府的政治中心普洱府城(今宁洱县城)、思茅厅一带成为普洱茶最重要的集散地。

阮福《普洱茶记》，普洱茶的命名之作

在中国，一种真正的名茶，是离不开诗词歌赋的。一种茶，如果仅只停留在普通人的生活日用层面，而得不到社会上流阶层，尤其是文人雅士的认可和青睐，并进而将其镶嵌在诗文里面，是不可能获得精神文化的因子，真正成为名茶的。普洱茶成为名茶，同样走过了相似的道路。清朝中叶之前，虽然有过明代谢肇淛、方以智、清代檀萃、曹雪芹等著名文人的书写，但他们的书写是零散的，影响力尚较为有限。名重天下的普洱茶在期待着一位有心的著名文人，为它写下第一篇专门介绍的文字。道光六年丙戌(公元1826年)，25岁的阮福写下《普洱茶记》这篇800余字的小文，奠定了普洱茶成为名茶的基础。

普洱茶在当代复兴之后，各类与普洱茶有关的文章、书籍大量出版，可谓汗牛充栋，阮福的《普洱茶记》一定是被引用最多的，尤其是开篇第一句“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这既是为普洱茶定位，也是对普洱茶在清代中期时在中国茶格局中的真实地位进行描述。在清代，普洱茶已经以贡茶的身份跻身上流社会了，故宫博物院的仓库里保存上百年，至今仍然外观完好并具备品饮价值的人头贡茶、普洱茶膏等不仅真实见证了这段历史，而且无可置疑地证明了普洱茶是可以喝的古董的独特属性。

贡茶，普洱茶名重京师

清代，普洱贡茶制度进一步完善，在大大提高普洱茶制作工艺，产品质量的同时，也极大提升了普洱茶的品牌档次，使普洱茶开始成为中国的著名茶类。普洱茶成为贡茶，开始于明代，但没有形成完善制度，影响力有限。清代康熙年间，普洱茶再次成为贡茶，到雍正年间普洱府设置之后，进贡普洱茶成为云南的“成例”，也就是云南总督府的一项固定的政治义务。由于长期进贡皇宫，普洱茶成为皇帝、王公大臣的喜爱之物。皇室除了自己品饮之外还将普洱茶赏赐功臣及外国使节等。宫廷的喜好，在京城时尚潮流中具有引领作用，于是，到了雍正、乾隆年间，普洱茶就开始“名重京师”了。

那重到了什么地步呢?重到了连皇室都要把普洱茶作为宝贝，赠送给外国使节，以显示皇恩和炫耀天朝地大物博，盛产各种珍奇玩好的地步。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以补祝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的名义派出以马噶尔尼勋爵和副使斯当东爵士为首的800多人的使团访问大清帝国。对普洱茶来说，这次访问是一个重要插曲。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宴待英国使节团，并按照惯例在接见之后赠送了大批礼物，以显示天朝的富有和恩德。

在所赐礼物中，最多的就是普洱茶，其中有普洱女儿茶、圆茶、普洱茶膏等，由此可见普洱茶在清朝皇帝心目中的地位。

到18世纪末的最后一年，即公元1799年，清人檀萃撰写《滇海虞衡志》时提到普洱茶，这时的普洱茶已是“名重天下，……普洱茶所属六茶山，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的一种盛况了。此时的普洱府城，已经是一座砖砌的大城，清政府在城中设有茶局，专办“茶引”(茶的营业执照)、茶税及督办贡茶等事务。每年三千担的交易量(这只是官方法定的合法交易量，实际上交易量远不止此)，吸引着来自秦陕西、山西、两广、四川、江西、两湘，以及石屏、腾越、下关、玉溪、通海、思茅等地的茶商纷纷在普洱府署宁洱城建立茶庄和商业会馆，对普洱茶进行收购、加工、精制、包装、运输等业务。

普洱茶得名于明代，鼎盛于十八世纪的清代中叶，并在这个时期登上中国名茶的文化殿堂，繁荣了百年之久。十九世纪中叶后，近代中国开始衰败，到十九世纪末，曾是中国“茶瓷丝三位一体”，代表和象征着传统中国至高无上的政治、经济、文化优越地位之一的整个中国茶都开始衰落，消退了昔日的无限荣光，失去了在世界茶叶贸易上的主导地位。倾巢之下岂有完卵，普洱茶又何能幸免?光绪十三年(1908年)，云南地方混乱，盗匪蜂起，贡茶运至昆明附近被匪徒抢劫一空，而早已焦头烂额苟延残喘的朝廷也无暇追究，云南地方政府也因此借机停止了交纳普洱贡茶这一事项。从此，普洱贡茶绝。而这，是一个象征，象征着古代的普洱茶，开始成为一个必将日益远去的传说。

民国，老茶号的黄金时代

民国年间，云南的传统普洱茶商号在继承古老传统的同时，注入了崭新的现代商业意识，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民国三年(1914)， 普洱道署由宁洱迁驻思茅，思茅成了普洱道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成为传统普洱茶产业的中心。据民国《续云南通志长编》记载，仅在思茅城区就有雷永丰、同仁利、信和祥、裕泰丰、 乾利贞、李衡记、裕兴祥、恒和元、庆盛元、大吉祥、瑞丰号、谦益祥、复和园、钧义祥、鼎春利、同和祥、恒泰祥、大有庆、利华茶庄等制茶商号22家，年制茶1万担左右(旧衡制100老斤为一担)。众多茶庄商号中，“雷永丰”最负盛名，位列思茅八大茶号之首。

民国年间，普洱茶产区扩大，特别是今日所谓“江右(外)六大茶山”，也就是勐海茶区的崛起(那时叫“佛海”)，开始和传统的“江左(内)六大茶山”，也即勐腊易武倚邦茶区并驾齐驱，并大有超越之势，极大改变了普洱茶产区的格局。这种格局的变化，加上民国十五年(1926)，思茅暴发瘟疫，普洱道署为避瘟疫，由思茅迁回宁洱，众多商号茶庄也陆续迁往倚邦、易武、江城、勐海，开始把制茶场所设在原产地，只在思茅设置经营总部。

民国年间普洱传统制茶业的兴旺，还“制造”了一批著名的制茶师傅，当时最有名气的就有刘渭成、朱根林、燕益庆、余长福、周小舟等人。这些制茶师傅们，开始对茶叶分级，把晒青毛茶分为“春尖”“谷花”“细黑”“老黄叶”四个等级，再用各等级毛茶掺内飞揉制成专销藏区的紧茶、专销省内外各地的砖茶、圆茶，不经揉制的春尖、谷花两种散装生茶，则运往昆明代销的茶庄，再加精选，分别加入茉莉、菊花等，再销往省内外各地，是为一等茶。那时的普洱“一等茶”，竟然用来做花茶，这在今天是不可思议的。但却说明，那时的消费者心中，还是绿茶为王，只有最好的普洱茶才有资格做绿茶里的花茶。

四大茶厂

普洱茶现代产业之滥觞

民国年间，除了大批传统茶庄商号之外，一批现代机制茶厂的建立和运作，是普洱茶产业最值得纪念的事情。

1938年后，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云南茶叶进出口公司的前身)成立，冯绍裘、范和均、郑鹤春等著名内地茶人来到云南，和云南地方政府一起建立了顺宁(凤庆茶厂前身)、佛海(勐海茶厂前身)、康藏(下关茶厂前身)和复兴(昆明茶厂前身)等云南中茶公司旗下的民国云南四大茶厂。四大茶厂和云南中茶公司近十年间的成功运作，极大推动和整合了云南的现代茶产业，也使普洱茶的现代产业意识相比民国之前有了脱胎换骨的巨大变化。

而这批现代茶厂的建立和运作不是偶然的，这说明，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古老的普洱茶产业已经具备现代产业性的根基了。

民国年间，普洱茶的现代产业物质根基，即原料基础初步建立了。

从晚清政府1908年大力倡导现代茶产业开始，云南各地开始了又一个茶叶种植的浪潮。1908年前，相比清中后期，云南茶叶种植面积有极大缩减，但从1908年开始，特别是民国初年，不仅原来的普洱茶主产区普洱、版纳等地的茶叶种植面积开始回升与扩大，临沧的凤庆、云县、镇康等地区和保山腾冲等地区的茶叶种植也开始发轫壮大。正是在民国年间，今日普洱茶区的资源开始得到整合，开始逐渐恢复昔日的荣光;正是在民国年间，以勐海为中心的“江右(外)六大茶山”迅速崛起，超越传统的普洱“江左(内)六大茶山”，成为云南茶的重要主产区;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原来绝对边缘的江外临沧、缅甸边境范围茶区发展壮大为与普洱、版纳云南茶三大茶区并列的重要茶区之一。总之，民国年间云南现代种茶业的兴起，奠定了云南现代普洱茶产业的原料基础。

正是在云南茶叶种植业极大扩张的基础之上，一批具有现代性的茶厂、茶业公司实体建立了。特别是云南中茶公司和其旗下的四大茶厂的成功建立和有效运作，使云南第一次具有了一个现代性的茶业公司和几个初步现代化生产的茶厂。现代茶业公司的建立，是现代性的资本、原料、设备等物质因素的聚集与整合，云南中茶公司和四大茶厂的建立和有效运作，说明这些因素都已成功聚合了。这在云南茶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是一个重大的成就。而这一成就，成为了民国年间云南茶留给后人的巨大遗产。

民国年间，云南茶的现代管理、运作、技术基础，也就是人才基础初步奠定了。现代性茶业公司的建立，除了原料、资本、设备等物质因素的有效聚合外，离不开管理、运作、技术等智力资源的聚合。云南中茶公司和四大茶厂的建立和有效运作，是民国云南茶业具备开始现代性茶业智力资源的重要标志。虽然云南在现代茶产业的智力投入上起步较早，派出了朱文精、陈洪畴等最早的现代茶业留学生，并且，他们回国后也在云南地方政府支持下做了大量努力，但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他们很少取得实绩。但不容忽视的是，这方面的努力，为云南茶准备了一批技术上的人才。云南中茶公司建立后，范和均、冯绍裘、郑鹤春等一大批现代茶业技术和管理的著名专家来到云南。他们到来之后，又在内地招募了一大批成熟的技术工人来到云南。这批内地专家和成熟技术工人的到来并与云南本土的专家与技术人才相结合，使云南的现代茶业具备了人才智力上的初步基础，使云南中茶公司和旗下的茶厂得以顺利运作。而云南中茶公司和旗下的茶厂的顺利运作又促进了大批云南现代茶产业技术人才的产生，为日后云南的现代茶产业生存与发展打下了更加坚实的人才智力基础。

“八中茶”

普洱茶最经典的品牌LOGO

民国年间，普洱茶的现代品牌意识开始觉醒。

民国年间，云南茶的品牌系列得以拓展。民国以前，云南茶的主要品牌是“圆茶”(今日所谓的传统“七子饼茶”)，民国年间，在“圆茶”的基础上，云南茶又出现了碗形紧压沱茶，并开始成为消费者广为认可的云南普洱茶又一种重要茶品。云南中茶公司建立后，云南红茶又以优异的质量获得极大声誉。与此同时，云南宝洪茶也有一定声誉。也就是说，民国年间，在1905年贡茶消逝之后，表面上，普洱茶走下宫廷的神坛，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更为广大的民间，云南茶却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可，品牌系列也有极大扩展，走出了普洱“圆茶”单一系列的格局，成为普洱“圆茶”(七子饼)、普洱沱茶、滇红三大品牌系列并驾齐驱的格局，极大增强了云南茶的品牌实力。与此同时，云南中茶公司的建立和其对自己品牌的管理与维护，极大地提升了云南茶的品牌意识。

遗憾的是，民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内忧外患极为严重的一个时代，政局极不稳定，这直接影响了现代中国一系列事业的发展，普洱茶自然也不例外。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南侵，南洋交通受阻，兼之疟疾流行，道路不靖，商旅裹足，通货膨胀，茶叶销售跟不上飞涨的货币，加上众多商号和茶厂为资金困扰，生产更为困难，导致普洱茶产业衰落，各种茶庄商号和茶厂公司纷纷歇业。1948年，苦苦挣扎的最后一家普洱茶传统商号——以何璞生为庄主的鼎春利茶庄也歇业，传统的普洱茶庄就这样拉上了最后的幕布。与此同时，民国云南四大茶厂的勉强经营也接近尾声，1950年3月，云南中国茶叶公司及其旗下的四大茶厂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管会接管，从此，云南中茶公司进入中国茶叶公司云南分公司时代，民国普洱茶时代正式终结。

1951年12月“中茶牌”商标注册成功，1952年7月，当时的中国茶叶总公司下发通知，启用“中茶牌”商标，也就是八个红色的“中”字围绕着一个绿色的“茶”字，俗称“八中茶”，这也是云南普洱茶最经典的商标。从1952年起所生产的茶叶包装的文字最上面是倒读的“中国茶叶公司云南省公司”，中间是“八中茶”商标，下方是倒读的“中茶牌圆茶”繁体字。由于“八中茶”商标中的茶字是手工加盖，因印色之别而有红印、黄印、绿印之称，这期间所生产的茶俗称为“印级茶”。

从1972年起“中茶牌圆茶”停用，开始改称“云南七子饼茶”，上面文字为“云南七子饼茶”下有英文，中间仍是“八中茶”商标，下面文字为“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云南省茶叶分公司”，下面同样有英文，“八中茶”商标中的茶字同样是手工加盖，因印色的不同有红印、黄印、绿印、水蓝印之分，从此开始了“饼级茶”时代。如今，“八中茶”商标是中粮集团下属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茶叶产品的专属商标。

1976年为出口需要，云南省茶叶公司规范普洱茶商标号，饼茶用4位数字，头两位是该产品创制年份，第3位是毛茶等级，第4位是茶厂编号。当时1是昆明茶厂，2是勐海茶厂，3是下关茶厂。

当代

渥堆发酵技术，普洱熟茶诞生

从1950年到20世纪80年代，普洱茶古茶园遭到破坏，产销量大幅下滑，最致命的是失去了普洱茶的品牌意识和价值，沦落为茶的原料产地，堪称普洱茶觉醒之后的迷失年代或者黑暗年代里。但事物的发展却是复杂而奇妙的，正所谓否极泰来，正是在这个所谓的黑暗年代里，现代普洱茶历史上意义最为重大的技术突破——人工渥堆发酵技术诞生了。

为了满足香港人喝老茶的需求，1973年昆明茶厂在厂长、勐海茶厂、下关茶厂分别派出技术骨干组成考察小组赴广东学习发酵技术。后来在借鉴香港、广东做湿仓加速发酵方法的基础上，成功试制出了普洱熟茶。20世纪70年代末，云南终于实现了普洱熟茶的大规模批量生产。人工渥堆发酵技术的发明，是普洱茶黑暗年代里的巨大突破，它开创了普洱茶熟茶的一个重要分支，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不仅如此，在1979年2月，云南普洱茶界还由吴启英女士领衔，制定了《云南普洱茶制造工艺要求(试行办法)》，详细制定了普洱茶生产质量标准，生产工艺以及各大厂家的代码(现市场上广为流行的茶唛号都源于此。如：7581的含义为75年、8级茶，昆明茶厂出品的茶砖;7552的含义为75年、5级茶，勐海茶厂出品的饼茶;8653的含义为86年、5级茶、下关茶厂出品的沱茶。)，由省公司下发到各大茶厂，成为全省普洱茶试行生产的规范。从此，云南普洱茶产业在生产工艺上上了一个极大的台阶，为现代普洱茶产业的复兴奠定了技术上的基础。

21世纪初：四大国有茶厂改制，普洱茶全面复兴

普洱茶在1984年之前，都是由国家统购统销，以外销为主，生产普洱茶的茶厂也都属于国营企业。改革开放后，沉寂多年的普洱茶开始缓慢苏醒，但前行的步履一直无比艰难。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正式确立。进入21世纪，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营茶厂纷纷改制。现在普洱茶的四大茶厂，都是起身于原云南省茶叶公司，由国营茶厂改制而来的。2004年，下关茶厂、勐海茶厂和普洱茶厂相继完成改制，而中茶公司旗下生产普洱茶的企业只保留了昆明茶厂。昆明茶厂在1994年停产，直到2006年才恢复生产。改制后，这四家茶厂目前分别是：昆明茶厂(现名：云南中茶茶业)，下关茶厂(现名：下关沱茶集团)，勐海茶厂(现名：大益茶业集团)，普洱茶厂(现名：云南普洱茶集团)。

民营资本的强势注入，让这些曾经一度面临倒闭的茶厂获得了新的生机，同时，一大批大大小小的民营茶企诞生，完全根据市场需要生产产品，普洱茶逐渐恢复生机活力，开始走上迅猛发展的道路。1996年，普洱茶年产量不到1万吨，2006年，已经扩展到8万吨左右。在短短10年里，普洱茶的年产量几乎年年翻番。2007年，狂飙突进的普洱茶经历一次价格大跳水，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之后直到2015年度的7年里，在全国茶市普遍不景气的背景里，普洱茶却逆势上扬，价格和产销量都大幅增长。据统计，2015年云南省茶园面积已经扩张到近600万亩，年茶叶总产量达36万吨，其中普洱茶12.9万吨，茶叶综合产值达600多亿元，其中普洱茶的产值也超过了100亿元。

也是乘着中国茶文化全面复兴的东风，普洱茶在21世纪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普洱茶这个特立独行的茶类，“越陈越香”“百年古树”“收藏投资”等等概念，不断颠覆着人们对茶叶的固有思维。在短短10多年间，普洱茶从一个鲜有人问津的小茶类，发展到如今产值过百亿的大茶类，在此过程中，也因普洱茶不断创造出一个个创富奇迹，云南数百万的茶农因为普洱茶实现了脱贫致富。

和产销量的增长相比，普洱茶品牌影响力的强势崛起更加引人瞩目，成为近十余年里中国茶叶界最热门的话题。如今的中国大地凡有茶台处，必饮普洱茶。

原文刊载《普洱》杂志

2017年2月刊

作者|杂花生树

图|段兆顺 李一波 樊韦